【占中九子案】罪成后的公民之路　如何对抗不公义？

自占中运动结束后，不少人以此运动为政治启蒙的起点，开始积极参与、关心香港的公共事务，并带起了许多年轻学子的公民意识，但随即而来的多宗事件，无疑对刚萌发公民意识的大众泼下一盆盆冷水。2016年的旺角警民冲突，勇武派的社运人士遭判重刑；拥护“港独”、“自决”的立法议员被取消资格（DQ）；在经历一场激情的社会运动后，民众热情似乎终被无情的现实击倒，在无力与疲惫之际也不禁徬徨，如果连120万人走上街头都无济于事，那未来的公民之路到底还能往哪走？

“前阵子中大做过一个民调，其中一个题目是‘为社会公义而违法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公民抗命的概念，结果有20.2%的人赞成，48.9%的人反对，你听起来好像很少，但这代表五个人就有一个赞成公民抗命。”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笑说，很多反占中的人看到民调后兴高采烈的说：“你看反对的人比你还多”，但如果一个社会支持公民抗命的人是多数时，制度早就改变了，哪里还需要公民抗命？他强调，公民抗命在本质上一定是社会的少数，关键是这个少数有多大。20%跟占中的概念刚提出时差不多，意味着即便后来经过DQ等事件，还是很多人保有公民抗命的信念，在保守的香港社会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戴耀廷回忆在基督教九龙佑宁堂发布占中信念书时，他提到要“唤醒人心”，透过公民抗命运动让更多香港人看到民主的重要性，更重要是，香港愿不愿意为了民主牺牲？

“香港常互相对比的台湾，他也是很多人付出代价才争取到民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香港所有民调都是超过一半人支持普选，但大家都是口说、没有人真的行动，最多就参与游行。”而公民抗命的感染力正在于，香港 人终于付诸行动、被拘捕、被起诉，最后付出了被定罪的代价，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群人愿意继续牺牲。

戴耀廷：面对不公义要行动

“Democracy is not cheap，你不会那么便宜的，势必要付出代价。”戴耀廷平静地说， 却仍不免露出一丝苦笑。但他也不忘提醒，抗争不一定要采取街头方式，公民抗命广阔来看只是非暴力抗争的其中一个手段，其他例如投票也是一种非暴力抗争，而且是最便宜、最安全做法。如果用投票或是其他合法手段，就能产生一定影响力，就尽量不要选择公民抗命。 毕竟公民抗命的要求及代价真的太高，且在目前社会氛围下，恐怕也较少人愿意参与。

“我们现在还在低潮里面，雨伞运动我们花了79天，用了太大的力气，整个公民社会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所有人都累坏了，所以失望也是最大，现在还没有回复过来。”戴耀廷勉励道，消沉是必然的事，但不会一直持续下 去，在重大失望之余仍有许多人在坚持、继续在很小的范围内努力着，他们会把公民精神延续下去，其他人会看到“原来还有人不放弃啊”，到了关键时候就会再度站出来。

戴耀廷笑说他有一个不太科学的计算方法，香港过去出现过三个大型的社会运动， 1989年的六四民运，当时有百多万人上街， 过了十四年后是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又过了11年，迎来了雨伞运动，相信下一次的大型社会运动爆发一定短于十一年，因为伞运时的问题没有解决、想争取的事情没有成功，现在五年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准备好了没有？他问。

戴耀廷表示，即使被判入狱，刑满后仍然会写文章、演讲、在公民团体及街头间努 力，并把公民社会不同的意见连系起来，能影响多少算多少，至少要有行动。他总结，“当你看到不公义的时候，走出来做一些行动，那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涟漪，但很多很小的涟漪碰在一起，就可能变成巨浪，把那个不公义推翻。”

陈健民认为，社会运动有它的节奏，不能不断的动员，因为正常人有他的家庭、学业、感情生活要顾及，不能每天都放在政治上，只有在压迫比较严重的国家，有非常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况，民众才会有不断抗争的意志，香港暂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所以民众的意志会放松，而且可能相当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

“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问题，现在很多原有社会制度正在崩溃，要怎么守住这个底线其实已经很困难了，学校怎么不被政府进一步控制、公民社会、集会组织的权 利，在慢慢被侵入的过程怎么守住这个底线， 已经足够大家去做了。”

陈健民提到，公民权利有三个层次，包含了游行、集会、言论自由等一般公民权；第二层就是选举及被选举的政治权利；第三是社会与经济层次，就是民众在社会中该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例如住屋、就业、医疗等等。在政治权利已经很难争取的情况下，如何想办法去维持住另外两个部分，任务已经非常重大。

陈健民：民主须与公民意识共生

大学自主范围受到干预、媒体出现自我审查、集会游行受政府以不同罪名控告、地产霸权、房价高涨、贫富差距悬殊，一般市民变得更难过日子，陈健民认为，香港在公民权利及安定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在节节倒退之中，这些都要靠民众的公民意识去支撑及抗衡，而怎么去抵抗才是当下首要目标。

陈健民说：“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没有民主体系，所以这些部分才没办法改变，我知道，作为一个学者、一个争取民主的人我当然都知道！可是我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权利完成，没有时间等了，一定要同时间里在不同范畴都去努力才行。”

或许是担心大家曲解为放弃追求民主， 陈健民紧接着补充，在目前态势下不论是真普选，或在制度上改变选举方法都已困难重重， 但香港人不能就此两手一摊，而是应该把民主的想像打开，在普选外的其他领域争取自主、 参与，在没有普选的情况下实践民主精神。

他强调，民主并不单单是普选那么简单， 很多西方国家在普选后仍然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民众觉得体制已经正常，公民意识便慢慢放松，结果就变成了很僵化的民主体制。例如美国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当总统？因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民众而言已经没有什么会改变的，只是单纯的两党轮替，没办法真正回应民众的诉求。

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权利完成，一定要同时间里在不同范畴都去努力才行。

在捷克民主化后，总统哈维尔曾与总理克劳斯举办了一场辩论，哈维尔觉得在没有民主化之前，公民道德的力量更强大，反而在民主化后大家只谈利益，公民意识、公共利益反而减少了。因此深化民主并非单靠选举，更多的还需要法治与公民社会力量，公民如何在监督政府之外，还能积极参与、补充很多政府没做到的事，才是公民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

陈健民说，他的耶鲁大学老师，社会与政治学教授Juan Linz曾表示：“没有民主前要靠公民社会推动民主运动；当民主制度建立后，要靠公民社会将其巩固；当民主制度巩固后， 要靠公民社会将其深化”。陈健民表示，香港目前虽然没有民主，但条件比起其他地方仍好上不少，有不错的社会环境、服务团体也有 很高的专业水平、民众捐款、当义工的热情也不低，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所有焦点放在普选 上，想办法将社会整体质素不断提升，等到政 治机会来临的那天，香港自然就做好了准备。

“在政治机会来临之前，香港人要把原有的核心价值变成集体的回忆传递下去，不要让新一代觉得社会正在发生的事很正常，我们的好处是曾经历过，经历过自由的人不愿意做一只笼中鸟，那个不是快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记忆传递下去。”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的《罪成后的公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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