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反思公民抗命　戴耀廷、陈健民：已影响大多数港人

“占中九子”案上周二（4月9日）判决，包括“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在内的九名被告全部罪成，分别干犯串谋、煽惑或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至少一项罪名。主审法官陈仲衡听取陈情后，准许九名被告保释至下周三（24日）再判刑。陈官在判词中提到，普通法确认“公民抗命”原则，但这不能构成刑事罪的抗辩理由；他又指，“认为政府会在弹指之间让步，推行三子提倡的普选方案，这个想法是天真的。认为如果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一场数万人的大型示威会在一夜之间散去，是同样天真。”在判罪前夕，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以及刚退休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接受《香港01》专访，重新整理这场由“公义”、“非暴力”和“承担罪责”等关键词构成的“公民抗命”——与陈官所言的“公民抗命”不尽相同的思绪。

“公民抗命本来就不会一次便成功，不会的。”回首占中以降香港社会的风风雨雨，对于如今仍遥不可及的“真普选”诉求，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却看得很开。他认为，制度改变是个漫长过程，普罗百姓日常为生活奔走，难免忽略公共事务，而一次的公民抗命运动虽改变不了现有制度， 但如能让冷眼旁观的大众开始关注，继而慢慢影响整个体制，就已达到运动的目的。

“公民抗命本身并不能改变不公义制度，它没有办法改变的，它只能影响人心。” 戴耀廷再次强调。他回忆当时与陈健民、牧师朱耀明的计划，表示他们设想的占中应是很有秩序的公民抗命行动，这与警方丢掷催泪弹引爆的雨伞运动，多少有些出入，他们也因而遭受非议， 甚至被批评过于软弱。尽管如此，他仍坚信，公民抗命的理念已经影响了绝大多数的香港人。确实，雨伞运动作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型的公民抗命，历时79天，参与人数达120万人，占香港总人口六分之一。虽然运动爆发后由香港学生专上联会及学民思潮（下称双学）等学生组织主导，但在2013年1月便以《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号召民众力争真普选的戴耀廷，已为港人争取民主的路径提供了不同的想像空间。

“其实公民抗命也不是我第一个说的啦，长毛（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们讲很久了。”戴耀廷有点尴尬地笑说，公民抗命虽然被提过很多次，但并非香港社会的主流想法，如果不是由他们“这种人（有一定社会声望、原本不热衷参加社运的知识份子）”去推动，可能很难成为主流。

回到当年提出公民抗命的初衷，他认为多数香港人所期盼的真普选，恐无望在香港落实，而过去游行、绝食、民间公投等做法已无法动摇北京，在那个当下，或许只有站上街头“违法达义”，才有一丝机会对中央政府施压。

“公义”性质难定义　抗争者须审慎衡量

“我们提出的公民抗命概念是什么？是抗命者为了争取他认为公义的事情，公开做出违法行为，并且原则上是非暴力、愿意承担罪责的。公民抗命本身只是工具，为了争取人们同情与支持，进而达到追求公义的最终目标。”何谓追求公义？戴耀廷认为，在上世纪的美国或许是争取平权，在独立前的印度是脱离殖民统治，在当时的香港，占中所追求的“公义”，无疑就是落实民主化。

但是，公义一词看来总是既正当又抽象，每个人认定的公义都未必相同，这不禁让人疑惑，是否只要高举“追求公义”的旗帜，便能为公民抗争赋予足够正当性？对此，同为占中发起人的陈健民指出，除了民主、选举权、平等权等基本人权之外，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议题，都是公义的一部分，但是否与“公义”相关便能抗争，就需要考量诸多因素。

“公义可大可小，贫民窟水管一直没人维修，同样是公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穷所以政府不愿意来处理？这也可以去做一个公民抗命，但如果因此去占领市中心79天，那可能就有点超过了。”陈健民强调，公共的意义不在于影响的人数多寡，而是每个人都有权去享受的待遇；要采取多大的抗命行为，必须考虑比例原则和诉求的利益有多大。一旦比例失衡，公义的性质可能随之减弱，而判断是否失衡的关键，很大程度视乎公众的支持而定。

“这个支持不是一定要大多数人，而是有足够多数量的人理解你的行为。足够多的人数是多少？25%够吗？还是要45%？这就要靠抗争者自己去掌握。”陈健民表示，如果认同的民意明显不足，或是愈来愈少的话，抗争者便要思考，公义的性质是否不够强烈、运动的行为是否不符比例，此时就要考虑是否终止或是调整抗争。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2013年4月仅25%的民众支持占中、51%反对，其后支持率都在25%至30%之间徘徊，直到2014年10月初雨伞运动爆发后，支持与反对的比例来到接近黄金交叉的36%比38%。比起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最初争取平权时，只有5%黑人愿意一同参与公民抗命，陈健民对于占中运动的民意趋势，还算相对满意。“一开始我们的支持率确实不高，但社会运动不是民主投票，如果要超过50%才能做的话根本没有社会运动，很多时候是小部分的人提出来，经历一段过程后才有愈来愈多人支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占中造成）不便或是扰民，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及认同。刚开始我想20%至25%是我们的底线，只要不往下掉，而且能预计有愈来愈多人支持就好，后来也确实如此。”

从少数人支持到支持与反对几近一半一半，陈健民认为这代表占中所走的路线还是正确的，已经引起不少民众关注，虽然期间也增加了很多敌人，但公民抗命便是如此，如果未能引起争议，难以突显抗争诉求的严重程度。

然而，一场“盛大”的街头运动，或许能成功博得眼球，但要在引起关注的同时又获得民意支持，仅靠公义的理念并不足够，还须思索在当时社会情境下，何种方式最易激起大众共鸣与同情。戴耀庭认为，以香港的情况，非暴力抗争会是最好方式。

何谓“非暴力”　内部意见分歧难消

“公民抗命是不是一定要非暴力？很多学术理论确实这样认为，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不是基本定义，只是争取人民支持的因素，在极端情况下，某程度的暴力反而会争取到同情。”戴耀庭解释，公民抗命是否应该非暴力分成两派，一派是完全的和平主义者，认为一定要非暴力；另一派则认为应取决于何种方式最有效，但“大部份情况”仍以非暴力为原则，两者虽然有手段上的差异，但目标都是为了争取最大民意支持。

陈健民坦言，当时内部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激烈争辩。他们最终采取了较高的标准，不但不能推铁马、砸玻璃、连用语言侮辱警察都不行。“你可以说我们挺极端的，但我是放在香港的脉络下作出这个决定。”陈健民表示，在别的地方可能认为既不涉及人命、也没有危害人身安全，光是损失财产或推挤并不算暴力，但香港是一个较为保守，强调守法、产权的社会，唯有用最严格的非暴力标准，才有可能获得最多民众认同。

除了社会民情对非暴力抗争接受程度最高、最容易予以同情之外，陈健民也提出他认为公民抗命应坚守非暴力的另一层因素。他说：“过去四十年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过程中有很多民主化的方法，但成功的例子接近70%是非暴力的，因为现在国家拥有的武力，民众已经没有与之抗衡的可能，就连南韩这种学生抗争时如此勇武暴力的国家，到最后民主化时，还是要政府与反对派谈判才能成功，南非也是这样，这些经验香港要参考。”

陈健民强调，现今社会跟法国大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人民很难拥有与国家对等的武力，体制之所以能够改变，更多时候是靠民众非常和平的抗争，让警察、军队在关键时刻陷入犹豫、分裂，觉得不可能对和平示威者开枪，当权者如果失去对武力的控制权，就只能被迫改革。

然而，有意见认为非暴力抗争方式过于软弱。整场雨伞运动，民众与政府僵持79天，却没有实质成果。占中三子如何解释？请继续阅读：【占中九子案】坚持非暴力公民抗命　戴耀廷、陈健民自我牺牲感召大众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的《占中九子案判决后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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