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公民抗命不应抗衡法治　汤家骅：法治比政治理念高

借由违法的公民抗命唤起民意，再借由民意的浪潮改变现有体制，使香港政治体系更加完善，这是陈健民与戴耀廷认为，法治与公民抗命不应相抗衡、反而是相互融合补强之处。对此， 前公民党党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有着不同看法。

“法治跟民主是没有矛盾的，香港的法律制定有公开、透明、明确的制度，可能你的意见不一定获接纳，但不代表香港有什么法律违反了基本人权。我们不论在《基本法》、《人权法》都有凌驾性效力，所以你不能把香港的法律跟纳粹恶法相比，既然不能相比，就很难说香港的法治不需受到尊重。”汤家骅说。

汤家骅：民主未健全非违法理由

汤家骅表示，有些抗争者认为他们的诉求已经高于对法治的遵守，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解释，法治有四个重要元素：第一、制定过程公开、透明；第二、法律内容必须明确，每个人都清楚明白这个法律是什么；第三、法律精神一定要人人平等，每个人也受同一套法律规限；第四、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依赖法律保护他的权利。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政治理念可能比法治更崇高的情况。

他认为，现今对法治的看法已经不同以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透过法律没收犹太人财产、迫害犹太人等不公义、不平等情况，不会在香港发生，如果认为香港民主不健全，法律欠缺人民授权，就可以不需要遵守，或是政治理念便可以高于法治，这会是相当危险的看法。

汤家骅解释：“因为你觉得你的政治理念很崇高，别人可能不同意，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念很崇高，不用接受欠缺民主的法律，到最后就没有人要尊重法律了，法治体系就会彻底崩溃。”他批评，在占领运动时法院曾发出禁制令要求抗争者离去，但群众拒绝，反而说无须遵从法庭禁制令，种种行为都已突显他们违反公民抗命对法治的尊重。

法治须当权者与人民共同守护

前大律师公会主席石永泰于2015年1月12日举行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也曾对公民抗命与法治间的关系做过注解。他首先厘清了法治便是单纯守法的错误观念，认为法治的概念更包含了尊重独立的司法机构、法律条文对人权做出保障、执法者行使法律赋予的酌情权时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等条件，并认为过分强调民众必须守法，却对其他因素避重就轻、或只字不提时，往往是极权政府利用法律作为整治民众的工具，而不是约束自己管治方式的表征。

但石永泰也强调，在运动中有些人声称不服从民事法庭的禁制令不算损害法治、甚至辩称法治仅止于用以约束当权者，公民的行为不可能对法治有负面影响，已过度任意地诠释法治。尊重他人的权利及尊重独立司法机构所发出的命令，都是公民抗命应有的限制。

他同时引述了一段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电视访问中的言论：“很难想像‘不服从法庭的命令’为何不会影响法治。虽然这样做未必会令法治荡然无存，但确实会影响。有时在某些地方，法律十分严苛邪恶，令反对政权的人要违反及反抗这些恶法，但在香港这个地方，我不认为有这种情况。’”

依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公布的法治指数报告，香港近年在126个国家或司法管辖区中的排名皆为第16位，尚属前段班的成绩。但八项评估因素中，“政府权力制衡”一项排名31位，甚至低于非洲国家加纳（25位）、新加坡（27位）与印尼（29 位）。在“基本权利”一项也仅排名33位，低于日本（17位)、南韩（22位）与新加坡（30位）。

这份法治指数报告或许能让各界思索，政府权力能否在宪法与制度上得到制约、民间对政府权力的监察、是否有新闻自由，法律制度下能否实践基本人权达致法治水平等尚待改进之处， 是否必须倚靠公民抗命的方式才能达成？而即便现行政制与法律或许还有不完备，但进行公民抗命之时，用何种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尊重现存体系，不至最终摧毁香港市民对法治的信任？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的《占中九子案判决后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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