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坚持非暴力公民抗命　戴、陈以自我牺牲感召大众

就算在香港这个普遍守法和保守的社会，一样有意见认为非暴力抗争方式过于软弱，整场运动，民众与政府僵持79天，却没有实质成果，到运动后期许多人在疲惫之余不免质疑，这种方式是否无法达成诉求？眼看民众浮躁不安不断上升，双学终于在2014年11月30日宣布行动升级，希望包围政府总部以阻碍政府运作，进一步加大了警民之间的对抗。

【占中九子案】反思公民抗命　戴耀廷、陈健民：已影响大多数港人

其实学生跟我们（占中三子）一样是非暴力，我们主张静坐等警察逮捕，但他们不要坐在那里等人抓，觉得太被动，（认为）应该可以用身体去堵警察，只要不出手去打就好。

“其实学生跟我们（占中三子）一样是非暴力，我们主张静坐等警察逮捕，但他们不要坐在那里等人抓，觉得太被动，（认为）应该可以用身体去堵警察，只要不出手去打就好。所以他们举双手跟警察对峙，我也赞成这是非暴力，他们没有打人，包括后来的升级行动，学生戴头盔冲过去，他们没有打警察，是冲过去给警察打，但这种姿态别人看到只会认为你在挑衅，你得不到社会同情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境，陈健民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再次强调，公民抗命最重要是获得社会同情与理解，最重要的精神是自我牺牲，学生冲向警察虽然也是自我牺牲，但一般人看后会觉得，是该行为引发警察还击，这种牺牲就得不到效果。

严守非暴力　才能紧握民意

“很多人不一定认同公民抗命非暴力的做法，譬如社会运动出身的人是比较激进的一派，你要怎么去说服他？我只能说这是个策略，是当时香港争取民主最有效的方法，他不需要同意你的理念，他只要认同（占中）这个方法有效，愿意参与行动就好。”戴耀廷表示，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一定坚守非暴力原则，但不会要求所有人也抱相同信念，只会告诉参与者这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香港社会较为保守，守法概念深植人心，想争取市民支持，前提必需是非暴力。

“在多元社会里，大家很难想法一致，但至少在目标没有分别，都是为了争取民主，只是方法上有分歧。也很难说哪个方法必然正确，每人有不同信念，而我坚持的是和平、非暴力抗争，我就只推动这个，不会参与赞成暴力的公民抗命运动。”戴耀廷如是说。

依陈健民等人原先的计划，占中运动设计了很多规矩，参加者必须签署协议书，确认接受非暴力原则、理解行动目的、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等条件，不愿接受的支持者可以在一旁围观，同样能对政府施加压力。不过，雨伞运动爆发时已非“占中三子”当初设想的抗争模式，也造成抗争者对行动内涵与宗旨没有共识。戴耀廷承认，若依照他们原先的计划，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影响力将随之减弱。陈健民认为，在无法假定原先计划的成效下，雨伞运动已成功掌握非暴力原则。

然而，公民抗命的概念，并非只须符合公义性与非暴力，在刻意违法后，抗争者不应逃避法律后果，以表达尊重法治社会及体现自我牺牲精神。从印度圣雄甘地争取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庭要求法官对他判处最重刑罚，到马丁路德金呼吁抗争者“塞爆监狱”，均能看到面对刑责是公民抗命的重要条件。除了对非暴力方式有分歧外，参与群众和“占中三子”对于承担罪责的认知，同样存在不小差距。

学生领袖是愿意接受（刑责）的，但很多参与者其实不想承担法律后果。

“学生领袖是愿意接受（刑责）的，但很多参与者其实不想承担法律后果，他们觉得这太软弱了，为什么要留下来给警察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让强权者这样惩罚我们？所以一般人根本不会留下来被逮捕。”陈健民强调，被逮捕并接受法律制裁并非懦弱表现，而是在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引起更多关注和同情，让公民运动的精神延续下去。

承担罪责——自我牺牲的最高体现

在“占中三子”的想法中，公民抗命最基本、也最崇高的原则便是“自我牺牲”，并借此感召社会大众。这种精神该如何体现？两名占中发起人均认为，在抗争过程中保持非暴力，遭到警方武力对待、驱离，最后还能坦然承担法律责任，便是自我牺牲的最具体表现，也最能激发民众同情。

“但学生不认同啊，他们觉得有什么好同情不同情？我要改变，就用力去改变，不需要社会更多的同情跟理解。我们已经有100万人上街了啊！这样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争取更多人同情我们？”陈健民苦笑道。他说，有些人不清楚、不理解承担刑责的概念，但很多人是打从心里不认同这种做法，觉得只是白白牺牲。

理论上我们在法庭是要认罪，但这个案子我们没有，因为我认为检方是根据政治需要选了一些工具控告我们。

从承担刑责能体现自我牺牲精神，继而争取更多市民支持，让公民抗命理念在社会延续的角度视之，戴耀廷跟陈健民都认同，在违法行动后不应该逃避法律追诉。但是否代表不对检控的罪名做出任何抗辩，两人却有不同看法。

“理论上我们在法庭是要认罪，但这个案子我们没有，因为我认为检方是根据政治需要选了一些工具控告我们。我们到警局自首并承认违反了《公安条例》、未经申请集会游行等罪名，但政府检控时却用了公众妨扰罪，什么是不合理的妨扰？这个解释空间是很大的，对之后的社会运动有很大限制，所以我们才要抗辩。”戴耀廷表示，如果检方选择正确的罪名来控告，他一定不会抗辩，法院也不用浪费时间多做审理，但他无法接受检方以公众妨扰罪检控，质疑当局明明有更具体的成文法对他们究责，为何偏偏选择一个概念模糊、空泛的普通法罪名？

陈健民则认为，检方的控罪涉及对运动本质的定性，影响到历史如何记载、后人如何看待这场运动，若贸然接受不合理控罪，不单牵涉个人处罚的轻重，更会深远影响整个公民社会。

“公众妨扰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社会搞乱了，检控我违反程序、参加没有申请的集会，甚至组织集会我都没有意见，你把整个运动定义成负面的性质，我就不能接受了。更何况检方说我们煽惑他人参加非法集会，这是假定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如果这也算煽惑，我只能说北京的决定（831政改框架）才是最大的煽惑。”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于2014年10月及11月分别在金钟及旺角两个“占领区”进行民调，询问在场民众参与运动的原因。结果显示，89.1%受访者勾选“为保障香港的自由”，排名第一，勾选“争取无筛选的普选”有85.3%，排第二，仅6.5%是响应“占中三子”而参与运动，在14个参与运动原因中排名第十。

民调结果固然让三子有些哭笑不得，但也呈现了某些事实，民众的确从他们身上撷取了公民抗命的想法，但是否完全认同或理解其内涵，三子实际上又能对群众有多少号召力，从上述民调，以及2014年9月28日三子在金钟添美道台上宣布提前占中，却引来台下部分群众不满，纷纷离场抗议的情况看来，或许能略见端倪。

而从“九子”中有数人被判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可知，法官确实认定抗争行为已侵害公众利益。这也是反占中方对运动的最大批判，认为抗争者长时间侵占市中心、堵塞交通，不只令周边商家无法营业、民众通行不便，影响了香港原有的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香港这个“惟法为大”的社会，一夕之间竟变成可“违法达义”，严重打击香港法治基础。

法治与公民抗命　不应有矛盾冲突

对于这些指控，戴耀廷认为，法治与违法的公民抗命，不存在互相对抗、相斥的关系。

“比较低层次的法治就是讲守法，用法治当政府统治工具，例如中国传统的法家，这比不用法律好，至少还有根据，大家起码知道为什么，但这法律只为当权者服务。比较高层次的法治是一种制约，是规范当权者的权力，这才是西方世界所讲的法治。再推进一点，法律本身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有些地方司法独立什么都有，看起来有法治，但那些法律可能是很严苛的，未必对公民权利有所保障。”

戴耀廷举例道，马丁路德金推动黑人平权时，美国不仅是民主国家，也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但法律本身有种族歧视问题，大家却没有关注到。而公民抗命的角色，便是让公众正视法律制度或内容不足之处，成为推动法治完善化的动力，因此虽然违法，仍符合法治的精神。但他强调，如果有合法的方式能争取改善，那就要先循体制内的管道解决，公民抗命必须是合法途径用尽，仍无法达成目标的最后选择。“香港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争取民主二十多年， 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但都没有成功。”

陈健民也认为，法治跟公民抗命不应对立，违法的行为不一定代表破坏法治，承担罪责的行为就是表明对法治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人民、政府与法治间达到平衡，进一步替法治打下更好基础。

他说：“法治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依法而治），法律可以让政府用来管治社会，也要让公民能利用法律去控制政府。在香港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法律是谁制定？它不是人民授权的，人民是不是有权不遵守未经自己授权的法律？这种时候法治的基础就很动摇，公民抗命虽然是以违法方式争取民主，但有了民主以后制定的法律会更有权威、更符合民意。”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的《占中九子案判决后　重新反思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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