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光】曾为民主党大脑　现成不知民间疾苦局长

“若没有这20年约96万持‘单程证’的新来港人士，今天的香港人口其实会少74万，劳动人口便会大约少40多万……”他反驳单程证致20年增百万人口的评论；“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低薪全职雇员的平均每月就业收入，较最低工资实施前上升了55.8%，在扣除通胀后实质升幅达到23.3%。”他反驳最低工资“跑输”通胀的说法；“要评论政府的政策，便不应只提0.539（税前），而要看0.473（除税后及福利转移后）。”他反驳只看政策介入前的坚尼系数比较。论数学，在特首林郑月娥班子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敢认第二，没有人敢认第一；其智商超过160（等同霍金、爱因斯坦）、胜过99.98%的普通人，分析政策时最喜欢讲数字、谈逻辑。从民主党“大脑”摇身变成特区高官这一年半，罗致光的支持率净值，由独占鳌头的42.6个百分点，下跌至25个百分点，公众对他有赞有弹有存疑——究竟这个曾任立法会社福界议员及多项扶贫公职，如今被斥“不知民间疾苦、忽略基层问题”的劳福局长，是怎样炼成的？

“我觉得整个民主党里面，最能影响政府决定的，不是立法会议员，而是他（罗致光）。”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如此形容亦师亦友的罗致光。罗健熙2003年入读港大社工系正是罗致光的学生；至2006年毕业前半年，他更曾就应否马上从政请教罗致光，后者建议他先争取经济独立，再多读点书，做好从政的准备。然而，罗健熙最后并没有听从罗致光的建议，而是直接加入民主党，与罗致光由师生变成党友。

罗致光是民主党创党成员，主责政策研究、选举策略及数据分析。罗健熙还是党内无名小卒的时候，最喜欢旁听罗致光与其他党友讨论政策，因为罗致光非常“熟书”，对政策细节了如指掌，而且范畴广泛，绝不局限于社会福利。“他讨论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很迅速回应大家存疑之处，永远是最well-informed（非常熟悉）和最well-prepared（准备充足）的那一个。”罗健熙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方的思维模式——他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政策推行的阻力在哪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如何回应他人的质疑、如何让政府更加容易接受等等，“他是很能影响民主党政策的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称他为‘民主党大脑’的原因。”

或许是基于对罗致光的了解，罗健熙对他于2017年7月退出民主党而出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并不意外，“他一直都想为社会服务，现在只是将自己坚持的理念在政府里put into practice（付诸实现）。”罗致光去年接受马会杂志《骏步人生》专访时透露，他原本在香港大学修读经济与统计，毕业后担任汇丰银行程式编写员；三年后重返校园，转读社工，冀将来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工作，想令所投入的时间得到更大的社会效益；至于获林郑月娥邀请加入政府前，他只用了“一至两秒”去考虑“自己值不值得做，适不适合，社会需不需要我”，没有太多挣扎。

无视社工苦况　死揽一笔过拨款

在党友眼中，罗致光在教书育人、政策研究等范畴上，确有过人的本领；然而，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却有不一样的看法：“我怀疑他（罗致光）一天社工都未做过！他只是‘纸上社工’！”他认同罗致光的学术造诣，但对其实践经验有所保留，认为他不能贴近前线社工的心声。

1988年，罗致光仅仅用了21个月，便完成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福利哲学博士学位，而一般人要用七年。张超雄就用了七年时间，取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哲学博士学位。他用“最具功能性”来形容罗致光：“我相信他是‘超快’读完。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你要‘弹性’，我就给你‘弹性’。计过数，没问题，（便觉得）这个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张超雄所说的“制度”，是政府在2001年推行的“整笔拨款津助制度”（Lump Sum Grant，LSG）。当年时任立法会议员罗致光与时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林郑月娥“拍住上”，罗在立法会投下赞成一票，成为LSG的主要推手，改变了政府历来对非政府机构实报实销的资助制度。

LSG原意是给非政府社福机构自由运用，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调配资源，但事实上，它却陷入“社会福利市场化”的困局。由于拨款有限，社福机构不但不敢拓展新业务，聘请新人时亦会尽量压低薪金以减省成本，更有机构“肥上瘦下”，严重影响人手编制，大大减低服务质素、发展和稳定性，与社会服务应以质素、需要和“以人为本”等最基本原则相违背。

张超雄早年在美国任职社福机构高层时，已经历类似LSG制度之苦，回流后不久，就亲眼目睹LSG如何重蹈美国社会福利制度乱相之覆辙，为业界带来沉重灾难。张超雄于是放弃美国国籍，参选2004年立法会功能组别，想挑战自1995年起一直任社福界议员的罗致光，推翻一笔过拨款；不过，罗致光当时以专注学术工作为由，放弃竞逐连任，张则击败社联方敏生及社总张国柱，晋身议会。

虽然张、罗无缘在选举论坛正面交锋，直至今日，两人仍经常在不同场合“驳火”。张超雄认为，LSG是社福界的“万恶之源”，这套制度令所有机构只想着如何生利、抢客和争取更多资源和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机构只有不断膨胀才不会让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这就是市场的定律。机构如此，政府亦如此。”他说，正是罗致光这种“市场为本”的逻辑思维，影响了整个社福界的“生存法则”。

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会长伦智伟认同有关说法。他形容，LSG令整个社福界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看重金钱资源而忽略素质。伦智伟提到，当年罗致光曾经参加过反对LSG的游行，又撰文列举五大推行条件，包括要有机制协助机构面对薪酬攀升的经济困难、提供培训协助机构建立完善的财务及人手管理制度、厘定员工薪酬制度时要有员工的参与等等，并在立法会表明，“未成熟的构思，例如整笔拨款和竞投合约制等，就不应该匆匆推行。”然而，罗致光却在有关前提皆未满足的情况下，投下支持一票，而该文章也随着他离职港大而“被消失”了。

LSG推行逾十七年来屡屡为人诟病，近年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高涨。今年5月中旬，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举行“优化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检讨”公听会时，逾500名社工集结立法会外，要求当局正视业界声音。“被迫”到场与示威者见面的罗致光，面对“嘘声”时回应称：“相信大家不太想听到说话，不如我回去开会……多谢大家嘘我。”

伦智伟批评罗致光太过“陶醉”于自己有份促成的LSG，甚至到了“顽固”的地步。他认为，罗致光有学者的知识，但没有学者的风范，更没有勇气纠正以前犯下的错误。社总副会长张志伟则补充：“罗致光认为财务管理做得好，事情就能做得好，但显然他这个mindset（思维方式）并不符合业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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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掌劳福却被嘲不知民间疾苦　罗致光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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