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请勿在平行时空与大众同行—香港01致林郑月娥公开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台鉴：

阅毕阁下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有感活在香港，就像活在平行时空。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盛赞报告属“历史性”、“彰显共同希望”；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民调却显示，报告仅获市民评48.5分，不但比去年大跌14分，更属历来第二低；林太你从容回应指“评分低”源于“措施多、争议多”，不少论者却批评问题在于“诸多小恩小惠，未及深层矛盾”。

当你仍以“旧狮子山”的阶级流动精神，勉励大家乘风破浪、再创辉煌时，你可曾想过，这种死抱“我都系咁挨出头”的信念，正是令我们无法帆尽高张的牢笼？当你高举“置业主导”方针，打算一圆市民的“砖头梦”，更扬言不推行“明日大屿”将会愧对下一代时，你可曾知道，下一代要的，是可以轻松生活的宜居家园，而非要终身做节衣缩食的“楼奴”？

你知道吗？那是你的“砖头情意结”。

你多次提到，中国人有所谓“砖头情意结”，故由去年竞选特首之初，已敲定以置业为主导的房屋政策，想借此让市民安居。我们理解，你对“置业安居”的执念，或许源于你的成长经历。

犹记得你多次强调出身基层，一家七口与20多人合住湾仔告士打道一个唐楼单位，平日要将“碌架床”当书台；到1978年，你的父亲靠卖酒脱贫，并购入南丰新邨的顶层三房单位，生活从此安稳；至今你也难忘家人首次置业时的兴奋，更以此勉励香港人努力奋进。

然而，这种典型“旧狮子山”故事，在当下看来，已不如当年铿锵有力，除了没有了向上流动“呢支歌仔唱”，更关键是，大家开始关注置业观念背后那些无形之手的暗中操盘，逐渐明白置业非必然。

《香港地产业百年》一书记载，在战后初期，以工人阶层为主的港人，本无置业观念，故楼宇买卖并不普遍，只属少数权贵的“玩意”；至1954年，商人霍英东引入英美兴起的“楼宇借贷”及“业权抵押”，开始改变港人的置业需求，渐渐造就地产行业的兴旺；到经济腾飞的1980年代，市民的物业购买力激增，只要楼价飙升，其物业帐面值就可暴涨数倍，连时任港督麦理浩，也要把公屋主导的房策改以置业主导，兴建大量资助房屋；及后港府更推出“自置居所贷款计划”，鼓励市民在私人市场置业，而该置业主导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时事博客李察《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房屋政策》一文指出，所谓“置业阶梯”的论述，其实是港英政府自中英谈判后，为了在期限内赚取最多经济利益的政治操作，即减少出租公屋的供应比例，同时收回公屋用地以释放土地价值。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李健正及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毅明亦提出，上述房策的最大矛盾，在于楼市强调房屋的“交换价值”多于“使用价值”，导致置业者的财政负担往往较租住者高，须靠巨额借贷应付，一旦经济不景，中产或无力供款，将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打击。

影子长策会成员、经济学者邹崇铭在《楼市房策二十年》一文中批评，本港长久以来的置业政策，“已打造成一条只准向上爬的不归路”，令置业者不断朝向物业的交换价值以至商品化的方向迈进，“愿意前进的难免跌入交换价值的漩涡中，不愿意或无能力前进的，则仿佛会在社会阶梯上被不断抛离”，造成“置业人士VS非置业人士”、“公营房屋业主VS私营房屋业主”之间的社会差距，全民都自愿或被迫地参与所谓“地产霸权”的游戏。

根据过往的住户住屋意愿调查，也可见市民对置业态度的转变。

当局曾于1999年进行的“住屋意愿统计调查”显示，在未来10年之内，有66.6%的住户打算购买楼宇自住，时任房屋局局长黄星华表示，当局鼓励自置物业是为令市民的经济有所保障；至2012年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自置居所调查，虽有六成市民认为自置物业很重要，但研究人员强调，市民对购买物业已非一面倒的盲目乐观，“既不认为这是安居乐业的必然保证，也不再视其为中产身份的象征，且更可能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投资工具。”

不过，林太你显然并不在意这种“置业等同置市民于险境”的说法，亦未认清当前房屋的“交换价值”远超“使用价值”的问题所在，甚至在香港楼市泡沫风险位列全球最高的当下，在市民置业购买力指数已经恶化至74%的时候，仍然死抱上一代深信“置业等同致富”的经验，继续推进“置业主导”政策，鼓励这一代步上“终身楼奴”的后尘。

你知道吗？时代不同了，矛盾深化了。

这背后所反映的致命问题，是以你为首的一代管治精英，似乎仍未掌握香港问题的深层次结构，亦不愿直面香港一直处于被“官商共治”的状态、形成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在英殖之初，港督与汇丰、怡和及太古等老牌洋行的利益瓜葛千丝万缕，完全主宰着那个年代的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脉络，直接催生了管治精英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到上世纪中后期，乘结构转型及经济腾飞之际，港人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以房地产业发家的港商势力逐步崛起，甚至取代了英资的地位，令官商共治进入新阶段；至1997年主权回归后，相对中共的专政文化，港人更倾向维持原有的港英体制，而该体制所遗留下的官商共治，也因而得到巩固，并继续深化成一个导致香港民生问题愈趋严重、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的利益共同体。

房屋问题尤为水深火热。一个拥有80万个公共出租房屋、40万个资助房屋及16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香港，虽然合共有280万个住宅单位，却无法合理分配予260万个香港家庭——有28万户仍在苦候出租公屋， 21万人要蜗居㓥房，而私人楼价指数连升28个月至394.2点后，才在8月轻微下跌0.08%，报393.9点。

土地大辩论落幕之后，万众瞩目下，林太你却未有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任何有效的纾缓措施。被美名为“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的公私营合作开发农地，又怎样释除“官商勾结”之嫌？在目前尚有9680公顷土地未被规划的情况下，又何必急于填海1700公顷？试问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有第一批单位落成的“明日大屿”，又怎能救这眼前的近火？单凭那一千几百个由民间团体主导的“过渡性房屋”，又怎能以杯水救车薪？

你或会辩解，指已承诺在任内增加公营房屋的比例，以调拨更多土地作公屋发展，又称政府开拓的新增土地当中，以房屋单位计算的话，有七成会应用于公营房屋；然而，在以置业为主导的前提下，出租公屋、居屋、绿置居及首置上车盘的落成数量，必然会有所调整，你又能否保证，是在增加出租公屋供应量的情况下增加资助出售房屋，绝不是以“损不足而补不足”的方式来满足置业主导的房策？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在《公营房屋推向市场  资本主义变得丑恶》一文中指出，政府房策的最大错误在于左摇右摆，“未能把公营和私营房屋的人口比例拿捏得准”，打破公私房屋原本各占人口一半的平衡——董建华年代的“八万五建屋计划”及“租置计划”，导致入住公营房屋的人口激增，亦相对减低了部分公屋居民购买私人物业的意愿；至曾荫权时期，不但停建及停售居屋，更减少兴建出租公屋的数量，令公私营房屋所占人口比例出现逆转，例如在2006年至2016年之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及私人房屋的人口比例，分别由31%、17.8%及49.3%，调整至29.1%、15.8%及53.2%；林太若进一步压缩出租公屋的兴建量，恐会深化各类房屋人口比例的失衡。

影子长策会成员龙子维所撰《从“供应派”与“分配派”看公私营房屋比例》一文，则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只是愿意把新建的公私营房屋比例由“六四比”调整至“七三比”，但从未打算要将有关比例推广至全港已建成的房屋（目前全港公私房屋的比例为“46：54”），令港人无法摆脱“楼奴”命运。龙子维亦在《买楼借到尽的“置业主导”政策》中，以居屋第二市场的借贷数据为例，指在2007年至2015年间，买家的按揭还款额与入息比例虽然未有超出四成的警戒线，但买家的还款期，已由74%的“多于10年至20年”，延长至81%（绿表买家）的“多于20年至30年”，而其贷款额与楼价比例的中位数，也由77%增加至82%。

这百上加斤的负担，林太似乎并不看在眼内，甚至坚信以经过改良的所谓“按负担能力定价”出售资助房屋，就可促进出租公屋的单位流转。《香港01》去年曾撰《让数字说话——80万个公屋单位怎足够》一文推算，以你颇为坚持的维持“80万”个出租公屋为参数，假定公屋轮候册宗数不变为27.78万，而两者对“绿置居”的需求率为未知数N，在卖出一个“绿置居”等于可腾出一个出租公屋的情况下，27.78万（1-N）=80万N，N=26%，即要售出约20.8万个“绿置居”单位，才能从80万个公屋单位中腾出足够数量，以应付流转。试问，这20.8万个“绿置居”单位，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落成？草根阶层的改善住屋希望，又在哪里？

时代不同了，狮子山精神也变了，年轻人努力的方式、追求的目标、以及成功的定义，都和上一代不尽相同。我们所追求的，已非富贵逼人，也非坐享其成，更非要以置业为终身目标，只盼能在不公平的环境下，开拓出相对公平的空间，凭借不懈的努力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知道吗？我们期望你回归施政公义，为全港市民更大胆向前。

提笔之前，满脑子都是你求学时投身社会运动、想追求更公义更仁爱的香港的小故事：无论是去年3月26日那振振有词的胜选宣言；还是你在竞选期间印刷的成长小册子当中，记载当日投考政务主任时，考官李丽娟形容你“表现出色，有见地，对社会不公义有强烈感觉”；抑或你上任特首之前，接受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卜约翰（John Burns）的专访，谈及自己因电视剧《北斗星》而立志服务大众，又自言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想帮助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

这一切都令我们相信，曾经被不公制度剥削过的你，必然更深刻地理解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也不甘于沦为那个官商利益共同体的一份子，至你有权力改变香港的时候，理应更大胆摆脱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教条，更勇敢打破已被扭曲的资源分配格局，更责无旁贷地回归施政公义。

然而，观乎首两份《施政报告》，明显都令人大失所望。敢问，你当年那份“I believe in it, so I do it”的憧憬何在？又问，你去年所言“Should I decide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you can be sure that I am doing i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you”的承诺如何兑现？

你一直深信港人不屈不挠，可凭借自身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又担心福利政策会令港人失去自己靠自己的自助精神；然而，诚如哲学家罗尔斯（John Rowls）所言，人生来就不平等，有聪明、有愚笨、有漂亮、有丑陋，当权者无法改变那些不平等事实，但可以改变对待那些不平等事实时的取态，可以是锦上添花，可以是火上浇油，也可以是雪中送炭。

麦理浩于1981年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到，香港的社会安全网，虽不算完整，但总算使那些不幸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医疗、教育、生活支持或庇护，并享有租金廉宜的公共房屋，他又指出，“正因为有了社会安全网，在1974年至1975年间发生经济衰退，所谓‘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明显没有在本港出现，这是香港得以复原的原因之一。”

然而，30多年过去，“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在香港随处可见，但面对剥削和压抑，那张没有跟得上时代步伐的“社会安全网”，根本无法为香港人提供基本保障，哪怕是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无可否认的是，麦理浩时期的“十年建屋计划”，为百多万基层市民提供了设备齐全、环境合理、价格相宜的安居之所，既稳定了民心，又安定了社会，奠定了香港的经济腾飞的坚实基石。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2014/2015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结果》，从“按房屋类型及商品或服务类别划分的住户开支比重”可见，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及私人住宅的住户每月平均开支，分别为13,275元、26,075元及36,728元，而其住屋开支比率则分别占总开支的12%、38%及41%，但外出用膳及食品开支则为46%、30%及22%。这明显可见，没有供款负担的家庭，在日常消费上更为轻松和宽裕，相信亦更容易达致储蓄的目标。

试想想，如果政府愿意回归“以公营主导”的房屋政策、仿效麦理浩大举兴建出租公屋、甚至放宽申请门槛予中产阶层，那么，大部分香港人都可以合理的租金享有安身之所，大家就毋须为偿还供款而节衣缩食，亦不用为楼价升跌而担惊受怕；更重要的，是可以释放原本用作置业的庞大资金，投入创业、进修及消费，从各方面提高边际效益，促进社会现金流的流转效率，变相为经济市场注入更多活力和动力。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政府透过财政转移支付，方能减低大家的住屋成本，林太你又可有魄力作出承担，令全港市民共享这个具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果？

还记得你在2010年担任发展局局长时，对传媒澄清自己“唔系好打得，而系好上心”，又引用“乾隆皇帝与重臣纪晓岚”的对话自勉，认为世事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事隔多年，不知曾否有人向你更正，该对答其实出自《贞观政要》中的《许敬宗答唐太宗》——

唐太宗问：“朕观群臣，惟有卿贤，犹有言卿之过者，何也？（百官之中，你最贤能，但还是有人不断谈论你的过失，这是为何？）”许敬宗答：“臣闻，春雨如膏，滋长万物。农夫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天尚且不尽如人意，何况臣乎……（春雨贵如油，农夫因它滋润庄稼而喜爱它，行人却因它使道路变泥泞而嫌恶它……全能的上天尚且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许敬宗性格轻傲，更位列宋人所撰《奸臣传》第一位。相信林太定不想再以此自勉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谓“心无百姓莫为官”，作为被既得利益捆绑的特区之首，我们当然明白林太不能尽遂人愿，但你既已担此大任，最起码亦应与大众同在，凡事依正道而行，方能无愧于香港市民。我们仍然期望，在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公布详细报告后，你会收回即将到期的粉岭高球场，兴建大量出租公屋，回应住屋的迫切诉求。

请不要停留在那个自力更生的平行时空。否则，没有改变，哪有前行，又谈何希望？

敬颂

秋祺

《香港01》　谨启

上文刊登于第13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15日）《请勿在平行时空与大众同行——香港01致林郑月娥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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