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港缺乏工业体系支撑 再工业化似是白纸上画新图
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的速度是本港再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有科技公司认为香港具备发展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条件，政策也有一定支持。
商汤科技总经理尚海龙举例，政府在创科基金下设立“大学与产业合作计划”，鼓励私营公司善用各大学的知识及资源，以便推行更多研发工作。政府表明会以无偿资助金形式向合资格公司提供资助，而所有由项目产生的知识产权亦由参与公司单独拥有。尚海龙认为，此举能增加企业带动高校、科研以及金融投资等机构参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为香港再工业化带来机遇。
【施政报告】拨40亿搞“再工业化” 单一产业结构问题就能解决？
创科为核心 带动“知识型经济”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行政总裁葛仪文指出，创新科技对制造及生产模式转型至为关键，亦是令香港迈向再工业化的成功方向。从原件制造（OEM）转型至品牌业务（OBM）涉及智慧制造技术、自动化生产及管理、自动化仓库及物流，以及食品生产周期管理等，再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的不再是工厂工人，而是工程师，比如设计工师程（生产系统设计等）、工业工程师（控制及改善系统）、机械工程师和电子工程师等。
有了创科人才，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把创新科技转化成为经济回报，惠及本地的就业和民生，令香港可以“升级转型”。杨伟雄曾解释，香港“再工业化”进程有四大方向：一是扭转“去工业化”的趋势，推动工业研发、工程设计及高增值产业；二是释放人力资源或劳动力，从事高增值工作或工序；三是协助现有行业利用创新及科技升级转型；四是创造新的先进制造业及完整的产业链，如生物医药、机器人技术、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并制定相关的发展标准和平台。
创新及科技局表示政府早前宣布投入逾66亿元在将军澳工业邨兴建多层先进制造业中心，旨在将创新概念转化为商品。中心拟设快速原型制造及小批量生产设备、可装设无尘室的空间，以及多种共享设施如仓库、物流设备，配合香港创新科技三大方向（即智慧城市、健康老龄化及机械人技术）发展的产业，例如生物医疗、精密工程、新物料和资讯及通讯科技。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提议，香港再工业化的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高新型工种和技术转化。香港拥有良好的医疗讯息系统，医疗技术发展较内地完善，可以考虑发展基因科技产业，例如进行GMP干细胞、DNA研究。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谭嘉因也提议，香港创科的发展可由龙头企业带动，例如美国的NASA（太空总署），虽然它是一个国防领域的全国性机构，但它为科技研发创造了机会，其研发的高新技术可以用于民用生产，例如GPS（导航系统）、自动化生产等领域。
再工业化影响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也为香港发展文化创意、专业设计、电影产业带来契机。例如，不少传统的工业大厦近年涌现大量手作和文创产业。当观塘和新蒲岗的租金大幅上升，它们又转移到土瓜湾、荃湾和葵涌等地，港人的灵活创意和适应能力在这些例子中可说是表露无遗。在资讯科技和网络经济新时代，这些“创客空间”（maker space）和崭新产业的潜力实在不容忽视。
政府不“落场” 工业难再兴
回首前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已提倡发展“知识型经济”，并成立创新科技署和创新科技基金；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早在2009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发展六项香港享有明显优势的产业，包括教育产业、医疗产业、检测和认证产业、环保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但政策落地的具体措施不尽如人意，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而新加坡于1991年就设有科技研究局，开始订立科技发展五年计划，刻意培养人才，2006年起又锐意建设智慧城市，2010年更大力推动科研，如今，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越香港，竞争力排名亦都一直领先。
相比亚洲邻近地区如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南韩及新加坡，香港再工业化的步伐明显落后。新加坡、台湾、韩国的制造业在1980年代已跨越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型阶段，近年更重点发展高科技和新兴产业，日益朝着以创新和研发为本的知识密集型方向迈进，并在某些特定领域成为领先全球的制造业强人。例如，新加坡占全球硬盘媒体约四成的市场份额；韩国的半导体、显示器面板和智能手机等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均高踞榜首；台湾的集成电路（IC）产值于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些成就都有赖于各国政府对产业的扶持，甚至是直接参与。
虽然政府近年积极推动本土高科技工业，借以推动香港朝高增值转型方向发展，推动经济和产业多元化，但自2015年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三年来，与高智慧工业相关的创新科技产业2016年增加价值仅为171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7%，就业人数约3.5万人，仅占总就业人数的0.9%，成果不如预期。由于经受多年“去工业化”的洗礼，香港的产业结构日渐缺乏工业体系支撑，再工业化几乎是白纸上画新图。
倘若政府继续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管治哲学，停留在订立目标、规划蓝图，而缺乏具体的政策和落地措施，香港工业难言再兴。而香港发展工业的最大阻碍，正是来自于高企的土地价格与生活成本。在这股再工业化的国际浪潮下，香港需要主动规划和投入资源，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效率的供应链。政府应该去思考，如何为“香港制造”提供孕育的土壤？如何结合两地生产线的优势，以及加强应用自动化和智慧制造技术，配合产品和服务创新，回应市场的要求。
倘若港府在营造创科环境方面不能有所建树，高增值企业为何要舍弃经营成本远低于香港的深圳，费时费力地跨地经营，将最核心的技术搬回香港？
本地生物科技初创公司薪创生命科技（Novus Life Science）创办人黄棨麟指，香港创科虽面对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但政府并没有做好引导和连接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冲过去，大湾区就会为我们打开大门？实际上初创企业会面临如何租借场地、雇用职员、申请牌照等等问题。”他亦期望香港能发挥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把工厂的生产经验与高新科技结合起来，帮助香港的初创企业在大湾区“落地”。他直言， 在分秒必争的科研和再工业化进程中，见步行步的风险甚高，香港恐将掉队。他建议中港政府要努力协调，准备“懒人包”，设立专门的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视窗”。
要真正推动再工业化，“大手笔”拨款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制订长远而清晰的宏观工业政策，从而为制造业和相关产业提供完善的综合配套措施，包括提供税务、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支援，以便进一步巩固香港经济根基及推动产业多元化，为加速香港再工业化做好准备。
上文节录自第13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15日）《再工业化加速 白纸绘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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