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人．三】消失的东岸 梁志华：香港始终容不下一间书店
对于东岸书店，梁志华不愿说太多，即使过去那么多年，他依然不想美化开书店这件事，但东岸至今仍是特别的存在，曾默默滋养一代文青。当年东岸卖过沈从文的线装别集、夏宇的亲笔签名诗集、也斯的第一本诗集《雷声与蝉鸣》、一整套的《现代》重印本，许多诗人在此流连忘返，有人一口气买下过万元书，有人只是打打书钉，图一刻宁谧。东岸于1998年设立，最初开在西洋菜南街这条“书店街”上，由梁志华、陈敬泉、叶柏操等诗人共同经营。他们不卖流行书，反而在店里辟出角落，放着三个新诗书架。
当年的菜街尚未被大妈进占，是独立书店的聚居地，乐文、田园、榆林、学津、文星、洪叶等，各有顾客群，“西洋菜南街是我们最常蒲的地方。”梁志华说。他当时读研究院，时常过来找书，后来他发现专售大学教科书的学津常常故意擡高价钱，转而到深圳、广州书城买书。
德不孤，必有邻
“后来做书店，其来有自。”他早早与书店结缘，又因为参加诗作坊而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诗友，一起出版诗刊、搞诗聚，那时他忙着写论文，天天躲在“诗人空间”赶工。有天黄昏，他在芜湖街等车，见到对面的荒废唐楼，脑中浮现钟芳玲的《书店风景》，书中记述钟芳玲访寻世界各地的书店，“有些东西入脑了，当我看到那栋荒废的旧楼，突然想，有没有可能开一间可以喝咖啡的书店。”诗、书、人、咖啡，有些东西慢慢成形了。
他在诗社聚会上提出想法，社员都很感兴趣。加上当年恰恰发生“陈健康事件”，传媒一窝蜂追踪陈健康在深圳包二奶的过程，人人都在讨论八卦，“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整个社会都在追，这不仅是传媒问题，是社会风气问题，我那时就想能否从阅读入手，改善社会的阅读风气。”他希望开一间特色书店，引入高水平的艺文作品，定期筹办朗诵会、放映会，打造一个文人聚脚点。
书店最后在旺角落户，他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经营上，每天都想着要入哪些书、如何以较低价格入书、如何提高营业额。幸好前辈、朋友都很帮忙，他透过台湾编辑黄粱搭通书林、尔雅、九歌、洪范等台湾出版社入书，又跑到澳门入了不少葡文诗集，后来又联系在广州读大学的王茂林，一起到书城觅最新的诗集、小说。当年揹着大背囊，只身跑遍两岸三地，每次带回上百本文学书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我知一定会蚀钱，做店面卖书不足以维持这么昂贵的书店，虽然当时未有最低工资、强积金，我们的伙伴、店长都收很低的人工，但灯油火蜡已经超贵。
王良和想起这间书店，觉得惋惜：“他们很有理想，想入一些很好的诗集，但诗集是很难销的。最初大家搞诗刊、诗人空间、东岸书店，真的很好，我当时觉得诗人原来也可以做一些事。但愈做下去，我隐约觉得很艰难，所以每次上去只能尽量买书，虽然作用不大。”有一段时间，梁志华甚至自制书单，凭自己对版本学的理解，整理出几百本优秀作品，传真至学校，反应也不俗。“这些都是笨功夫，我不喜欢用接地气这些词语，但我们真的要联系社会。”
他说，开书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但不需要常常挂在嘴边。“我认识许多台湾、广州的朋友，譬如黄粱，他在台湾很排斥内地的时候，竟然在杂志上推介内地的先锋诗人，那不是主流论调，也没有卖点，但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诗人编辑，竟会这样做。他有火有信念，并用行动表达出来。”孔子曾道：“德不孤，必有邻。”梁志华至今仍然记得那些雪中送炭的朋友。有前辈在大学教书，经常鼓励学生到东岸买书；有读者寄来一张几万元的支票以示支持，他感动不已，却无法收下，默默退回；又有出版业同行，将结数时间延长，让他们的资金流动更为松动。
完成了一件事
书店在短短几年间，经历两次搬迁，先是从西洋菜街搬到油麻地，再从油麻地搬回旺角，每次搬迁都要花费几万元重新装修。债务愈积愈多，股东开始抽身，2002年底，梁志华办完最后一场朗诵会，发电邮通知大家要送书结业。朗诵会那晚，他记得有位年轻人问他：“志华，要结束书店了，你有什么感受？”他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说：“都执笠啦，能有什么感受呢。”大抵在那一刻，他是有点晦气的。后来诗人叶辉跟他说：“志华，可能有人觉得系执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也完成了一件事。”
他曾对这间书店有着美好的寄望，在〈这夜，我们在书店里喝酒—给柱政〉一诗中，他写道：
我想起那一本刚读完的文集那美术指导的胡子、电影、音乐、和小说他笔下的，一个早逝的雕塑家一些卑微的人物一如我们 刚才在商场外，瞥见的演奏者蹲在提琴的空盒子前安静地在演奏著些什么或许我们的目光总爱停留在那些闪烁的光彩之前，一如窗外那些闪亮的霓虹而我，还在为书店的灯箱位置犹豫一所文艺书店的生命祇是我仍然记得你在电话里说好 好好当你听到一所书店一个卑微的梦想将在旺角的街道中慢慢生长──节录梁志华〈这夜，我们在书店里喝酒—给柱政〉
书店后来送书，也是一段难以言喻的心酸经历。他除了结数、处理杂务外，更要应付开店至今都不曾见过的人潮。“很多人上来拿书，有小朋友打电话来问地址，我告诉他如何从地铁站过来，他说不想搭地铁，救命，他不知道我们在结束书店时要解决很多问题。有人又问可否留书，你明不明白，我要结束了，你反而像订书一样，说要留五本。”
他将朋友寄售的书退回，朋友不在香港，便搬回家中保存；相熟的杂志朋友见他做得辛苦，让他八折埋单，他不肯，说有借有还上等人，愈迟还，愈要还得多，无谓要人难做。一些陈年刊物如《八方文艺丛刊》，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不忍舍弃。“这本集两岸三地知识份子所办的刊物，我无法当废纸般丢走，我问大学及政府的图书馆齐唔齐，许多都有回应。这是老师、学者努力的成果，最后能够放在图书馆里，也是好事。”惜书爱书，这些延续工作，花了近半年时间。
“我一直记着叶辉那句话，是‘完成了一件事’，而不是用赚钱蚀钱这么单一地评价一间书店。你发挥过什么、带出过什么意义，对自己或他人都有意义。”东岸书店确实影响着一代学子，作家陈子谦在《旺角们》（收录在《叠印—漫步香港文学地景（一）》）中提到：“东岸的书种品味奇高，有时候所售的书不够好，店员也会不打自招。”陈智德在《地文志》亦提到当年常常到店里看书、与店主聊天，指“那是最舒服的书店，绝不因为人流较少，而是书种都亲切如前辈、如父人，值得仰视，值得捧在手中。”有些记忆不易被抹走，郑政恒在诗集《记忆前书》中回忆在东岸买书的日子，诗结束于书背一个印有东岸书店、价钱及电话号码的标签上。梁志华看后说：“我都忘记那个电话号码了，他反而写出来。我不知道那个标签对一些人来说有多重要，甚至用一首诗来讲这间书店，这就好。”
十多年过去，回望最初几个人因着诗走在一起，不知不觉在诗海里建立起实体书店，最后因为债务狼狈离场，他戏言：“真的很傻，用了几十万，而且当义工来做。这些钱，当年可能买到屯门一个单位。那时年轻，可以做很多事，现在你叫我做，我一定不会做。傻的吗？现在要谂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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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3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24日）《“我们”一起写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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