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人．一】诗人空间变光房 那些年原来我们一起写过诗
乘车经过红磡漆咸道北，常常听到有人叫“欧化有落”。漆咸道欧化家私迁出了好几年，反而一街之隔的淡黄色唐楼，其中一层外墙印有“诗人空间”的单位，却让人好奇不已。单位的窗帘总是微微落下，没有窗花，与其他显然已被改装成㓥房的单位稍为不同。沿着狭窄的楼梯往上走，推开三楼的大门，里面有几个“中青”在高谈阔论。他们是“我们诗社”的成员，上次有人摸上来，已是十多年前。那人也是对“诗人空间”好奇，忍不住跑来问：“林燕妮是不是在这里？”如今，“诗人空间”将要交由社企“要有光”改装成“光房”，供低收入家庭租住。他们不得不告别过去。这些年来，诗如何联系生活？诗在他们生命中激起什么变化？他们又如何看待这段一起写诗的岁月？
诗人，予人很文青的印象，但他们，没有留长头发，也不觉文质彬彬。20年前，他们在这里读诗，曾喧哗吵闹，曾严肃争论，夕阳之下，脸上尽是未被生活打磨的朝气。那时，何文田港铁站还未动工，周遭没有发展的痕迹，每次过来都是山长水远。
五月，“我们诗社”成员难得在“诗人空间”再聚。这里就像尘封了般，不见任何变化。布置一如既往简洁，两边的书架放满文史哲书籍，角落的老爷录影机原封不动，拉开窗帘，一片开扬宽敞，空气中还残留着些许书香气息。这是诗社的会址，很快被改建成光房。
“幸好我早了过来，救下一批书。”社员梁志华笑说。他上来的时候，刚好遇见二手书店的店员过来收书，连忙将他们打发走。纵然家中已没有空间，他还是舍不得将旧书捐出，救得一本得一本。书堆中有不少绝版刊物，如《九分壹》、《八方文艺丛刊》、《博益月刊》、《当代诗坛》、《现代文学》、《幼狮文艺》等。
从诗作坊开始
“我们诗社”的故事，要从1995年的“诗作坊”说起。那年，也斯邀请作家王良和到香港艺术中心开办诗作坊，教导新诗写作。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对文学有热情，却又甚少接触新诗。那时王良和虽然在中学教过写作兴趣班，但尚未梳理出一套教法，只能凭借过往的经验来设计课程。譬如第一堂他找来13个样本，当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图像诗、有回文诗，问大家这些是不是诗。学员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却始终没有一个样本是大家一致认同的。王良和解释：“我想带出大家心里的诗都不一样。学习诗第一个面对的问题是你觉得很有诗意，但人家并不觉得，这可以测试大家的视野、接受程度及心理定势。”有些他故意堆砌、营造唐诗宋词味道的作品，却甚受欢迎，一些直白、口语化的现代诗反而被质疑。他从中推测到学员的口味、过往读过哪类诗，找出对话的可能。他又叫学员到艺术中心门口观察，回来即席创作。
社员伍慧仪还记得当时的情况：“那次擡头一望，以为是一轮明月高照，后来再看，原来那不是月亮，是地盘天秤的大光灯。突然间便有了诗意，城市高速发展，照亮你的不是月亮，而是地盘灯。你以为身边的事物很平凡，以为没有什么特别，但用心观察时，会有新的体会，诗这种体裁，可以精练地说出心中的感觉。”她写下生平第一首诗，记下当刻的观察及体会，“又真系写得出，很神奇很有趣。”
此后，王良和又在课堂上加入一些练习，如接龙、短句写诗等，刺激大家创作。他介绍五四新诗、台湾诗、情诗，最后两堂则请来胡燕青、饮江、陈汗等诗人读诗，期望学员在这12堂课中掌握新诗的基本诀窍。社员叶坚耀说：“我最记得他（王良和）说，打开通感便可以写诗，例如用眼聆听、用耳朵观看，将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不同感觉互相挪移转换，那时我不明白，觉得很玄。许多年后，我见到一部钢琴，不知为何想起，黑色是反对，白色是附和，不经不觉用上这种手法，其实这便是通感。”
那年，出了本诗刊
他们坐在“诗人空间”里，翻着诗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当年对创作的热情仍历历在目。诗作坊前后办了三期，完结时，大家依依不舍，相约出来再聚，后来有社员将漆咸道的私人物业借出，装修成“诗人空间”，每月一次的聚会总算有个落脚点。这时又有人提出，不如自资出版刊物，既可鼓励创作，亦可当作是诗聚的一个总结。十多个人，没有异议，每人捐出200元，印了500本，情急之下用了“C”（“诗”的谐音）作名字，第一期诗刊便诞生了。出版后，许多人打趣道：“你们是不是向《九分壹》致敬？”《九分壹》是一本现代诗刊，由饮江、洛枫、吴美筠、林夕于1986年创办，版面呈长条形，曾于1990年刊出“诗与政治”专辑，收录多首关于六四的诗作。叶坚耀笑言：“诗刊的样式是我想出来的，如果用正常版面会很浪费，因为诗很短，于是我想，不如将A4纸对折（半十六开长条形）。”版面长而窄，诗短而精，小小的篇幅，承载着热血与浪漫。
有一天，王良和带来了一个新朋友，他是年轻诗人叶英杰。两人因为青年文学奖而认识，曾以信交流写诗心得，王良和不忍见他闭门造车，便邀请他加入诗聚。叶英杰说：“交流对你的人生有冲击，人会成长得快一点，一个人躲在角落写，很容易钻牛角尖。”眼见参与者愈来愈多，诗刊也甚受关注，陆续收到来自台湾、马来西亚的投稿，他们决定成立“我们诗社”，并申请艺术发展局资助，在文星、洪叶、乐文、田园、叶壹堂等书店免费派发。
“我们诗社”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叫“Women”（“我们”的普通话拼音）。“大家贪玩，可能亦与九七有关。”梁志华说。97回归，对这群不算年轻的人而言，有着难以言明的焦虑。叶坚耀是摄影记者，对时事特别敏感，他在诗刊第四期刊载了一首无题诗：
董建华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叶坚耀〈无题 12 pts〉
那是一个不明朗、充满变数的年代，人总是不自觉地关心社会，“当日我在特首选举点票中心，眼前有一块白板，每五画便是一个正，那么多人选他，他真的很‘正’吧？奈何我没有票，大部分香港人也没有。”这首图像诗形象化地重现当年特首选择唱票的一刻，时至今日，每当谈起诗的形式时，还是有人会提起。
《我们》诗刊得到艺发局资助后，在设计、构思上更为大胆，尝试玩不同的字体，尝试图文并茂，尝试介绍翻译诗，也尝试与零点诗社合作，以专辑形式呈现两个诗社成员的作品。作家陈智德曾如此评论这本刊物：“每期尽量求变化，更展现了一种趣味，诗的趣味，是因为它不保守，诗是丰富的，它不一定写实地记录时代，却为现象引发比记录更深刻的思考。”
1999年8月，“我们诗社”结集22位社员的作品，低调地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漆咸道22P—诗选我们》，70多首诗涵盖不同题材，有写时代变迁，如李志明的〈新界组歌（一）“卖地”〉，有写政治时事，如伍慧仪的〈氹氹转〉、叶坚耀的〈马湾纪事〉，有关于爱情的想像，如陈敬泉的〈关于Angela和我的两首诗〉、谭秀慧的〈原来（我）甚么都不想要〉。还有追求新颖创意的，如作者“Ｇ367883”的〈Day 041196〉便以数字入诗，另一首〈九八年度第二季消费物品评级报告〉则抱着游戏的心态下笔。
火起了，火又灭了
他续说：“大家都写得这么好，又编了《我们诗刊》，就这样沉寂了，有些可惜。我有时会想，我要不要负责任，为何火起了，火又没有了。”同年代的诗社，如“呼吸诗社”、“零点诗社”、“星期六诗社”等，都不再活跃，是时代变化还是热爱文学的人少了？今日还有人想参加文社一起交流吗？
作家关梦南最近在脸书分享文青这个议题，指昔日的文青喜欢“结社”、出版刊物、互相交流，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高峰期，当中又与报业蓬勃不无关系。当时大部分报纸都有学生园地，甚至设有“诗之页”，吸引学生投稿。伍慧仪说，她在中学时期开始投稿，最初投《天天日报》，但编辑会大幅删改，有时会看到一些不是自己写的文字出现。“后来我主要投《明报》校园版，新诗与散文都会投，中学至大学这段时期，恰好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你看到作品被登出来会很开心，那种满足感是在工作上难以得到的。”
如今文青的园地不在报纸，而在网上。王良和说：“我不觉得年轻人不喜欢文学，现在的机会也比以前多。”他指当年投搞没有稿费，办活动要自费，出一本书自资几万，最后收回不足2,000元。“现在文学杂志可以出较多稿费，如果拿过文学奖，对申请艺发局资助出版也有帮助。我知道一些中学设有作家平台，大家可以在网上发表，同学、老师都可以评论。你能否想像一间中学搞一个诗奖可以有五万元奖金？”
八十年代有余光中，九十年代有也斯，两位诗人都很有影响力。王良和解释，余光中与黄国彬喜欢写乡愁，也斯则强调生活化、口语化、去古典、去修辞，他们都有追随者。 2000年后文坛开始百花齐放，年轻人多透过互联网发表作品。“我们诗社”处于互联网冲击印刷媒体的尴尬年代，对纸本有难舍的情意结，如果迟十年，“我们诗社”大概不会出现，只会申请一个blog，将所有诗作放上去。
梁志华补充道：“关梦南九十年代初在《星岛日报》编文艺版，吸引年轻一代的投稿者，有诗、散文和小说，有些人在那时候冒出来，如樊善标、杜家祁等。报纸编辑代表了一种水平，他们既是前辈，又带有一种标准，他们用你的诗的话会很开心，跟现在放在网上不一样，那是一种被前辈肯定的感觉。”
关灯，然后有了光
今年年初，有社员在WhatsApp开了一个“我们诗社（长者版）”的群组，沉寂的生活再次溅起水花。后来，诗社决定将“诗人空间”捐给社企作低收入家庭居所，社员相约旧地重游，王良和建议大家写诗告别，他更打算联络诗刊杂志，做一期《我们》专辑。
伍慧仪说，很多年没写，写不出来了。王良和鼓励她：“你写一首，我写十首。”结果见面那天，她带来好几首诗，笑盈盈地说，大家最想看的不是她写了多少首诗，而是王良和那十首诗。重新写诗的她，神情明亮而飞扬，眼里又有了火。
有个失联已久的社员找到叶英杰的脸书，也加入这次聚会。她叫谭秀慧，是社员里最小的一个，加入“我们”时刚成年，之后远赴法国读书，在当地曾发表过法文诗作。以前那个会在Disco写诗的小女孩，如今在香港从事贸易工作，继续用两种语言写诗。
梁志华后来投身教育界，每天面对如山的文件，日子营营役役，诗意难寻。最近他做了手术，家中养了一只猫，更投入到搬迁、救书的过程中，说这本很珍贵，那本是初版，都不能丢。诗可曾影响他的生命？我想总是有的，至少他当年义无反顾地开了间书店，完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叶英杰依然稳定地写诗，即使工作多么繁忙，即使出差多么累，他总是有办法将细节记下，然后不慌不忙地勾勒出全貌，再为诗作编上诗号。多年下来，已累积1,200多首诗了，他说会继续写下去。听说他最近交了女朋友，对方同样写诗。
叶坚耀写剧本、写影评，却不怎么写诗，后来知道要做一个“特辑”，他才临急抱佛脚地写了几句。他说自己已过了最想写诗的年代，对于那首常常被提起的无题诗，他很欣慰。
关于“我们”，伍慧仪在告别“诗人空间”的近作〈记我们〉中，如此总结：
因为别离 所以相聚五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围坐在一起阳光透窗来访抚摸一张张老去的脸廿年前那柱光束来自同一个太阳使飞扬的微尘得以看见彼此而且泛金暮色潜入我们不再因头发革命悚然心惊人仔已亭亭DISCO与诗一同没落马湾变天何文田站座落在漆咸道Angela的名字换了多少遍但我们这班健忘的诗人仍以最舒适的坐姿在讨论诗外公、祖母、爸爸、儿子以及猫把圣诞咭一一捡拾停歇在暗处的微尘再度奋力扬起如趋光的昆虫赶在临别的余晖中欢快舞蹈我们离开关灯 然后有了光──伍慧仪〈记我们〉
“我们诗社”还有以下故事：【诗与人．二】教诗三十载 王良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诗与人．三】消失的东岸 梁志华：香港始终容不下一间书店【诗与人．四】为每首诗编上号码 叶英杰：做最有耐性的诗人
上文节录自第13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24日）〈“我们”一起写诗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