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星人求学记．六】前教育局官员：政府要面对聋童需要
姚勤敏是中大“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的负责人，此前，他曾在教育局工作廿年，主要是协助主流学校的聋生学习。他常常一天到访四、五间学校，了解该校聋生的学习状况，并与聋生的老师和家长商讨教学方法。他看着很多聋生从小孩长大成人，情感上，他视这些聋生如子女，可是他与聋生总是沟通困难—他以口语和聋生聊天，而聋生对他的说话理解有限，他们只能吃力地简单对答。他记得一个中二学生的中文水平不知有没有小一程度，心里很难过，不知道一个没有完整语言的人，将来如何在社会生存？此为《聋星人求学记》专题报道之六
在教育局工作多年，他从未想过学习手语来与聋生沟通，“因为从我入教育局接受特殊教育训练开始，很多时都说聋童不用学手语，读唇已很能帮助他们学习，洗了脑，以为这是事实。但经过这么多年观察，自己会问：明明对着聋童说几句也沟通不了，我又怎能令自己继续相信只用口语就可以教好他们呢？我心里很不舒服。但这是否不能改变？聋童是否注定失败？你看着一个很有智能的小孩子，但将来就是没有出路，我是做教育的，很难接受这种事。”
廿年过去，他始终不懂回答主流学校老师的这个问题：“他们（聋生）的语言能力这么弱，上堂沟通又有这么大的困难，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实际帮助他们提升能力呢？”每天探访不同学生，他却自觉无法帮助聋生消除许多障碍，也看不清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还有什么出路。
人到中年，他辞去这份安稳的工作，回到大学进修语言学，希望想到更多帮助聋生的方法。他因为参加一场国际聋人教育会议而初次听闻“共融教育”的概念，印象深刻，觉得这种手语、口语并用的教学模式，或许是聋童学习的出路。回港后，他联络他的老师邓慧兰，原来对方也在构想同样的事，并开始策划从幼稚园到小学的一条龙共融计划。后来小学聋生将要毕业了，姚勤敏和邓慧兰便一同寻找资源，发展中学计划。
十二年过去，计划算是刚好完成了中小幼大部分的课堂教学资源，发展了一套教学方法。眼见雪盈等聋生拥有快乐的学习环境，姚勤敏深感安慰，认为这计划的方向正确。从前，他接触的聋生只有轻度或中度弱听的学生可能可以依靠助听器学习，但深度听障或像雪盈一样全聋的学生，几乎等同是在学业上“无得救”、“被放弃”的一群。
“以往我们看见助听器如果帮到学生，学生就会做得好一点，助听器不太帮到他，就做得不太好，几乎清一色是这样的结果。现在我们似乎打破了某些宿命，他不会纯粹因为听觉不好而完全影响成绩，如果他努力，仍可以透过手语学得很好，发挥他的潜质。”
2017至2018学年，共融计划与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及一所幼稚园合作，共服务了117个聋童。尚有学校愿意与中心合作成为伙伴学校，可是中心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与更多学校合作。姚勤敏表示，中心现有的大部分资助只能维持至2018至2019学年，而政府并没有拨款支持这个计划。“我们需要在剩余的时间进行筹款，开拓不同的资源。当然我们也会继续与教育局对话，这不是单单为了资源，最重要是希望政府承认聋童的需要，不是单靠助听仪器、口语训练就可以完全解决聋童每天面对的困难。”
继续与教育局对话，这不是单单为了资源，最重要是希望政府承认聋童的需要，不是单靠助听仪器、口语训练就可以完全解决聋童每天面对的困难。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于本年3月新增了关于聋人教育条文的补充解释，写明为确保聋童在教育场景里得到平等和不受歧视的对待，必须为聋童提供一个有聋人同辈与聋人成人榜样的手语学习环境。“缺乏熟练手语技能的聋童老师”与“难以接触（inaccessible）的学习环境”令聋童被孤立/排挤聋童，都被视作歧视。
姚勤敏表示，推行共融计划需要政府帮助，单靠民间力量会有很大困难。他希望政府可以从人权角度出发，而非复康医疗福利或慈善角度看待这件事，也不要以成本效益或教育法优劣去计算，而是因为手语是聋人的人权，所以政府有责任提供。
“我们一直都有向政府提出，但他们总是说已经把资源给学校，学校应该自己灵活运用并提供服务。但正如盲人点字服务，若不是政府有额外资源去推行，学校怎可能单靠现时的融合教育津贴去提供？单是（为聋生在）高中提供一个180小时的应用学习课程手语传译就已经不够用了，还有课堂的支援、言语治疗、课后辅导等。手语支援和点字服务一样，是在解决聋生每天上课时沟通障碍的问题，要确保他们可以享受资讯通达的权利，这需要清晰而一致的政策，不是时有时无，否则，也是一种歧视吧。”
“我想强调，手语在聋人教育上的应用不是一种教学法，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清楚表明，手语是让聋人取得资讯和接受教育的一种权利，就算班中只有一位聋生，政府都应该提供手语传译服务，我们香港连大专聋生都要靠运气，因为没有清晰的政策保障，所以许多聋人最后挨不过，就只有退学收场。在欧美国家，政府会为不用手语的聋人提供笔记服务，就是要解决他们在课堂里的沟通障碍。”
对于聋人学习，姚勤敏还有一个心结，那是2008年自杀身亡的“聋人状元”李菁。李菁曾是他的学生和同事，自幼因病导致深度听障，惟学业成绩优异，被传媒冠以“聋人状元”称号，但她在大学毕业后只找到自己不喜欢的文职工作，辞职后，三年来寄了200封求职信也没有回音。她把自己的成绩单、奖状、文凭裹在一起，在上面写着“垃圾”两字。离世前七个月，她到中大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工作，初次接触聋人与手语。此前，姚勤敏因为教育局的工作而认识她，虽然只与她见过几次面，但知道她在许多方面表现卓越。李菁入职前，他跟她说：“希望你可以在中心找到开心和自然的感觉。”
“李菁的事件让我更深体会聋人在社会孤立的情况，尽管她有很高的学习能力，但在情绪社交方面仍然面对很多挑战。今天我们实在低估了听力障碍对聋人的语言、社交、认知与及学习方面的影响。因着她，我知道我要更努力去推动双语教育，让聋人在成长历程有多一个选择。”
姚勤敏以外，还有其他关心聋人求学的人的故事：
上文刊载于第11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1日）《手语抚平伤口 聋星人求学记》专题中的〈手语是人权 前教育局官员：政府要面对聋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