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星人求学记．一】能说不能听　聋人高材生：曾和聋人划清界线

聋人Toby从小到大都在主流学校读书，成绩优异，也有一群健听朋友，可是，她并不快乐，总觉生命有所欠缺；聋人Aaron和Kenny从小在聋校读书，读不成书，也不能说是快乐──投身职场更不快乐。为何这些聋人的求学路会充满挫败与自卑？聋人是否注定无法拥有快乐的校园生活？后来，Aaron与Kenny因修读手语授课的课程而重拾学习的乐趣，考上大学；而从小到大以手语、口语两种语言一起学习的高中生雪盈，成绩很好，也很喜欢上学。求学岁月有没有手语，如何影响聋人的成绩与成长？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视手语为聋人的人权，写明聋人的求学环境必须有聋人同辈、聋人成人榜样和手语。惟据政府统计处2013年资料，香港15万聋人之中，只有不足4,000人懂得手语，其中常用手语者只有2,300人，而15岁以下的1,300个聋人，有1,200人不懂手语。如果手语对聋人的学习如此重要，为何只有那么少人使用手语、以手语教学？本专题通过不同背景的聋人的求学路，希望与读者一起思考：甚么是公平？如何保障少数群体获得公平的机会？知识与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以及一个人有公平机会发挥潜能所带来的社会意义。此为《聋星人求学记》专题报道之一摄影：郑子峰

Toby毕业于理工大学生物科技系，公开试成绩优异，从小到大成绩极佳，聪明，健谈。她是聋人。这天没有手语翻译员一起访问。记者还在担心如何与Toby沟通，Toby却凭读唇完全明白记者的说话，并以流利口语对答。Toby说，她从未听过自己的声音，她是深度听障，也听不见这世界大部份声音，而你几乎无法从外表与沟通相处知道她是聋人。你也无法从最表面的学业、事业履历看见她的“差异”，她正在一间中学教书。她的故事，大可书写为一个“聋人状元”的励志故事，用来证明主流学校长大的聋人也可以克服自身障碍，获取健听人可获取的成就。也许是幸运，Toby的家人与学校从未大肆宣扬她的成绩，让她避开了镁光灯，过了一段真正安静的学习岁月。不然，年纪少少的Toby要如何应对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与诠释？她的读书岁月并不快乐。

小学、中学、大学，她都在主流学校读书，全校只有她一个聋人。她清楚记得，小学第一天上学，她在早会集队时，细看每个同学的耳背，愈看愈焦急，为甚么所有同学的耳朵都是空荡荡的？只有她的耳背挂着一个助听器。她仍记得那种孤独无助的感觉。她是先天听障，父母都是健听人，看见一条艰难的人生路在女儿面前展开，父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她送进主流学校读书，条件是带她学口语，另一选择是学手语，但女儿从此要在特殊学校读书。两条路都是不归路，不能走到一半不适合又回头再选。而母亲与当时大部份聋人健听家长无异，认为学习手语会阻碍女儿学习口语，手语与口语，主流与特殊，都必须二选一。

母亲为她选择了主流社会。从此辞去工作，陪伴女儿天天学读唇、学发音。吃饭、睡觉、上学以外的所有时间，幼稚园生Toby都用来学习她永远无法听见的声音沟通。她的母亲负责确定她每个发音是否准确，今天教完的读音，今天必须全部学懂，否则，女儿就无法如正常学童的时间，六岁，升小学。可是，“美国”──“苹果”？“爸爸”──“妈妈”？口型是一模一样的，Toby只能猜测别人的说话：“一个温柔的人，应该是妈妈；一个带我到公园玩的人，是爸爸妈妈也可以，到底老师是说爸爸还是妈妈？”

同学指着她的助听器，问：“这是什么？”──同学真是这样问吗？为什么她答了，同学还在问？她的发音正确吗？此时，身边已有三数个同学围观，向她张开好奇的眼睛。小孩子只知道跟这小女孩说话是九唔搭八，而且她的发音不准确，纷纷笑她黐脷筋，是乡下妹。好不容易挨到放学，回到母亲身边，此时，母亲非常紧张地与其他家长交换联络方法，又核对女儿与同班同学的家课册是否一模一样，确定没有遗漏任何学习讯息，便匆匆带女儿回家，开始当天的校外学习。

首先是补习老师逐项教导Toby原本要在今天学校学到的知识，晚饭后，母亲陪她做功课、温习，或是练习口语。如果明天有默书，即使是读默，Toby也要整篇课文背下来，因为她一低头写字，就看不见老师的口型。小学生Toby最渴望自己有四只眼睛，这样就可以边默书边看老师读诵，或是边抄笔记边看老师讲书的口型。

小学中学的生活全是读书。Toby成绩极佳，升上地区名校，母亲稍稍松一口气，一直怕她升读不够好的学校，便会被严重欺凌。既为女儿辛苦，但也不得不努力催谷她的成绩。升中后，课程更深，一些从未接触过的名词如“光合作用”，她根本无法单凭老师的口型而知道这堂课在做什么，放学后，立即又是补习时间。她从未参与课外活动。

唯一的社交时间是午饭。一群同学一起午饭，七嘴八舌，她不知道谁在说话，也难以追看一群同学的口型。记者认识Toby一个中学同学，偶尔与她一起午饭，却不知道Toby是聋人，一直以为她有乡音，“Toby太强大了，口语非常流利。”但强大的背后就是老师同学都没有为意身边有一个“隐形聋人”，因为她用头发遮掩耳背的助听器。一个老师约见她的母亲，说她上课心不在焉，聆听测验又漏空很多（Toby把所有选择题填了答案），学习动机较低，母亲便对老师说：“我的女儿听不见。”

她一直知道自己和健听同学面对的世界不一样，她有知己，但知己无法完全明白她，“我感觉是我们之间欠缺了一块。”

从小到大，母亲教Toby向人解释她的助听器的说辞是：“你就说戴耳机跟戴眼镜是一样的，你看不清，我听不见。”但Toby知道这个比喻不对，因为近视的人戴眼镜可以看见一个完全清晰的世界，但她戴了助听器，也只是听见一些模糊的声音。她仍遗漏这个世界绝大部分的声音资讯。

放学后，她要立即回家，父母不准她使用电脑，也不能打电话聊天。幸好她在中学认识了一班好同学，会写信给她带回家。晚上9时，补完习了，她拿出信件，逐封阅读、回复。Toby说，她中学总是遇上帮助她的小天使，同学对她很“包容”──当她描述她与中学同学的相处，常常是用“包容”两字。她也一直知道自己和健听学生面对的世界不一样，她有知己，但知己无法完全明白她，“我感觉是我们之间欠缺了一块。”她的自卑，她的恐惧，她无穷无尽的压力与自我质疑，全是健听人听不见的心声。

她非常孤单，自觉在成长过程里从未遇见同类；她也对自己的身份深感迷失──她是聋人吗？她极力否认，但她与健听人一起成长就是健听人吗？她知道她不是，她只是一直追赶着与健听人沟通无碍，“看起来”一样。

为何Toby要在中小学独力面对一切困难与情绪？主流学校对一个聋生可有额外协助？她回想，教育局会有职员年年到学校与她聊天，问问她的上学情况、成绩如何，“聊天后没有下文，没甚么特别改变。”高中了，Toby鼓起勇气束起马尾，让老师与同学看见她的助听器，也主动向老师争取坐在最前排，要求老师讲书时要尽量正面看着她。老师都答应她，但主流学校对她的协助也仅仅如此。

其实，Toby非常健谈，这大概是她口语流利的主因。可是当她与中学老师谈及梦想，她说自己喜欢与人沟通，想做社工，老师立即劝她放弃：“你想帮人，万一他不开心打电话来说想自杀，你听不到电话，怎样帮他？”她立即放下社工梦，不敢再想梦想，只敢找一份按时出粮的工作，大学选读科学实验也是因为“沟通较少，不会害到人”。

我觉得聋人教育和自己很有关系，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如果可以拿出来帮助聋生就好了，这份工作好像更有意义。

Toby升上大学了，可是大学没有教科书，老师和同学都是每个学期更换一次，她无法熟悉任何老师的口型，也没有固定一起上课的同学供她长期求助，唯有更刻苦更努力，长驻图书馆自学。她不敢奢望成绩好了，她只求毕业。但一毕业，就要面对求职。她寄送履历表，却无法接听约她面试的电话。这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在履历表的电话旁听括着“要用Whatsapp，因我是聋人”，但这些履历表全无回音；另一方法是写下母亲的电话，由母亲假装成她约好面试时间，她再即场告诉雇主她是聋人──原来这样更难受，她实在不想面对雇主那错愕、尴尬的表情，她很难堪。但这样仍是没有回音。

她同时获得两份工作的聘用，一份是化验工作，另一份是手语老师。她选择了手语老师，“我觉得聋人教育和自己很有关系，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困难，如果可以拿出来帮助聋生就好了，这份工作好像更有意义。”

Toby在大学开始学习手语，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其实她早在幼稚园已很想学手语，在街上看见聋人用手语聊天就定眼看着，可是母亲怕学手语会影响她的口语能力，只说，她读到大学就可以学。她终于可以学习这种视觉沟通的语言，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有能力学习一套完整的语言，而不像英文，她再努力也发不到“ed”音、发不准“s”和“t”音，也不像讲得再流利也时常怀疑自己发音的广东话。她也终于接触到聋人社群，认识了聋人文化，原来这世上有一群人，与她面对相同的生活困难。她从聋人朋友身上找到她与中学知己之间所欠缺的“一块”。

“我找回了我自己。原来我从小到大都有聋人文化，如我洗澡时，耳机不能湿水，不会带耳机进去，当妈妈想说我未开热水炉，就会不停开灯关灯，我就知道外面有事；我很喜欢与人面对面聊天，喜欢一群人围着圆桌坐，这样我会看见每个人的样子。这些都是聋人文化。”

她是聋人。她不再介绍自己为听障或听得不清楚，而她曾经极力和“聋人”两字划清界线，以为聋人就是很粗鲁、无礼貌，这源于她从小到大看见电影提及“聋人”，都是用来闹人，如“你系咪聋㗎”，这令她认定了“聋人”是一个贬义词。但不承认聋就不是聋人吗？长久以来，她很自卑。现在，她会在youtube、facebook追看聋人blogger的生活。

“我听过一个讲法说聋人不是残障，而是少数族群，令我很大冲击。我一直用医学角度看待聋，觉得是一种病，但用文化角度，聋人有自己的族群、文化，甚至聋成为残障是因为社会没有配套，如果（学习）有笔记抄写、有手语翻译，已经是无障碍。在这情况下，我就不是残障，我没有缺失。”

聋成为残障是因为社会没有配套，如果（学习）有笔记抄写、有手语翻译，已经是无障碍。在这情况下，我就不是残障，我没有缺失。

现在，Toby是一间中学的手语老师，该校是中大“手语双语共融教学计划”的伙伴学校，全校共27个聋人，他们与健听学生一起上课，从小到大接受手语、口语并用的教育，即课室里除了一个科任老师，尚有一个手语老师即场翻译及协助学习。重回中学校园，看见一群聋生在一间学校一起成长，且有可以沟通交流的手语老师，Toby只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她的学生差天共地。她的聋人学生，有自信，有梦想，社交圈子既有聋人，也有懂手语的健听学生，他们课后与其他同学一起参与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放假也结伴外出，生活仿佛不再因聋受限。原来，“现实”可以改变，聋人不一定要向“现实”低头。不像从前，她以为外在环境必然如此，她唯有改变自己才能在主流社会与教育制度生活。

“我会看见原来以前不是我做错事，听不见不是我的错，不再把所有责任揽上身。我以前把自己看得很低，现在观念不同了，我觉得聋人和健听人是平等的。聋人不需要过多的同情，而是需要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学习无障碍，有很开心的回忆，这才是中学生应有的生活。”

“很多人说公平就是每个人都要分得一样的份量，但我看公平是按照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去给予。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高都不一样，如果前面有一道墙，大家都想看墙后的风景，你给我们每人一个高度一样的台阶，矮一点的人有了台阶还是看不到风景，这其实是不公平；公平，是台阶可以配合每个人的高度，令大家最后都可看见墙后的风景。”

关于聋人的统计资料：

Toby以外，还有他们的聋人求学故事：

上文刊载于第11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11日）《手语抚平伤口　聋星人求学记》专题中的〈能说不能听 聋人高材生：曾和聋人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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