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警察与头巾　不是伊朗的真实危机

9月以来，伊朗示威持续蔓延，近日似乎有了新发展。

9月13日，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配戴头巾不确实”，而遭道德警察（Guidance Patrol，又称宗教警察）带走，并在拘留期间昏迷送医，最后于1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这起事件引发伊朗全境示威，民众怒吼要求公布真相、起诉凶手、解散道德警察、取消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令。抗争持续两个多月未止，就连11月的世界杯赛场上，伊朗国家队都集体拒唱国歌表达不满。

面对民情激愤，神权政府似乎有了退让迹象。据当地传媒12月2日报道，伊朗总检察长蒙塔泽里（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表示将检讨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法例，“议会和司法部门都在工作，即法律是否需要任何修改”，并称负责检讨的队伍已在11月30日开会，将在一、两周内看到结果。

12月3日，蒙塔泽里被问到是否会解散道德警察时，其表示“道德警察与自己任职的司法部无关”，此话被某些媒体解读为“伊朗宣布废除道德警察”。然而伊朗官方经营的阿拉伯语媒体《世界新闻网》（Al-Alam）于4日晚间发表文章 ，否认了废除道德警察一事，“伊朗并没有任何官员证实道德检查巡逻队（即道德警察）被取消。从蒙塔泽里的话可以得出的最大结论仅有：道德员警巡逻队自成立以来并未与司法系统有关联，总检察长也已经确认司法机构将继续监督社会行动和行为。”

该篇报道甚至强调，“一些外国媒体试图将伊朗总检察长的话，描绘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头巾和贞操问题上的退缩，及其对近期动荡的回应”，显然有意驳斥外界解读。往复之间，看似让步的神权政府似乎没有任何退让意向，毕竟其对头巾法的处置也仅是“开会检讨”，结果亦可能是分毫未动。

然不论是头巾或道德警察，在如今的伊朗政治语境下，都只是被标签化的符码，伊朗的深层危机，远不是废除两者可以解决。综观近年的伊朗示威，其频率逐步上升，民众诉求更在时间递进下持续升级，从原本的政治改革，烈化到了推翻神权政府的程度。背后原因除了经济沉疴一蹶不振外，也与民众对改革派失去期待有关。

经济泥淖成为大型示威的温床

综观近年的伊朗示威，不论是2018年总罢工、2019年反燃油涨价示威、2021年石化工人罢工、2022年反削减粮食补贴示威等，经济议题都是主要诉求；此次“阿米尼之死”引发的示威，也在民众对经济不满的情绪加乘下，维持了大规模的全国延烧。即便神权政府能平息此次示威，只要伊朗经济情况未有改善，示威仍将频繁上演。

而细究伊朗的经济弊病，两个因素堪称关键：第一，美国长年施加经济制裁，严重挫伤伊朗借石油累积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第二，199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让伊朗经济活力有所提升，却是以重资轻劳为代价来实施，换言之，底层劳工与民众未能合理共享经济果实。

2013年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任后，其虽有意改善经济，却没能超克上述两大结构限制：美国制裁曾因2015年美伊关系回暖、签署核协议而短暂放缓，却又在2018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极限施压后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底色未变，鲁哈尼始终无法摆脱对紧缩措施的依赖。故在其第二任期内（2017年至2021年），失业危机并未缓解，通胀则持续增长，街头示威更是接踵而至。

当然与1979年革命前相比，伊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如今大部分伊朗人拥有国家基本服务、使用基础设施，却仍有20%左右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女性；根据2019年的伊朗统计中心数据，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其组成多为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工作条件往往不受保障，常有被拖欠薪水、超时工作的情况发生；此外农村生活同样不乐观，据2019年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出版报告，在近东、北非地区面临最严峻挑战的2,760万农村青年中，有22%來自伊朗。

而除了挣扎存活的底层外，“中产阶级穷人”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这一群体的出现主要源于1990年代的社会发展：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引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二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大规模扩张，1979年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在教育和扫盲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其就业市场未能创造足够机会，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居高不下，2014年伊朗社会福利部便表示，在250万伊朗失业青年中，有110万是大学毕业生。

当然工农底层与中产阶级穷人的诉求并不相通，但随着伊朗经济困局日渐沉重，两者的不满似乎有所共鸣。2018年以来，伊朗示威此起彼落，其中又以2019年的反燃油涨价示威、2022年的“阿米尼之死”最引人注目，前者主要由底层工农发起，规模巨大，被镇压引发的死伤也相当可观；后者的导火线是头巾议题，其看似享有全球支持，在伊朗却仅有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关心，女性更是占了大部分，能够蔓延成今日的全国示威，关键还是取得了底层工农的支持与响应，但后者之所以走上街头，动机也不是希望政府放宽头巾管制，而是要表达对艰困生活的不满与愤怒，尽管结果可能一无所获。

如今核协议谈判陷入停滞，伊朗的制裁困境应是短期难解，拖着疫后经济创伤未复的病体，承受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伊朗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由这一视角来看，底层工农与城市中产的不满恐将持续汇流，让伊朗陷入大型示威“息而复起”的恶性循环。

当民众对改革派失去期待

而改革派的势弱则引发了另一层次的危机：示威民众渐不期待政治改革，而是想推翻整个神权政府。

回顾过往，2009年伊朗爆发“绿色革命”时，彼时政府内部尚有路线之争，故民众并未直接诉诸神权政府垮台。自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1989年担任总统以来，伊朗神权政府内部便逐渐形成路线温和的改革派，与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留下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1997年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继任总统后，改革派持续当权，直到立场保守的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于2005年当选总统，与温和派发生激烈冲突，后者遂决定利用政治事件，动员群众示威、逼迫保守派让步。

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结束、内贾德成功连任后，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遂在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支持下，公开指控选举舞弊；支持改革派的群众则在动员下群起示威，要求重新计票，改革派也趁机喊出政治口号，包括政治民主化、限制教士权力等。然从结果来看，改革派的目标没有达成，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镇压下，示威浪潮逐渐褪去，伊朗政坛的保守化倾向则日渐强烈，革命卫队的崛起便是迹象之一。即便改革派的鲁哈尼于2013年当选总统，其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也与拉夫桑贾尼时代有所不同。

而从期待改革的民众视角来看，其在初期只是不满神权政府的保守派，例如革命卫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等，并期待哈塔米、鲁哈尼等改革派就任总统后，能一改伊朗保守风气，推动政治改革、淡化宗教教条色彩。然20余年来，其心境从原本的满怀期望，逐步走到了彻底失望，在其看来，改革派不仅没能解决经济困境，就连政治上的改变都无能为力，只会开口经济改革、闭口民主自由，心中所想实与哈梅内伊、革命卫队所差无几：维护神权体制的存在。

平心而论，民众的心声并非毫无道理，伊朗的改革派精英不论再怎么激进，其执政合法性都来自神权政府，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维系政权存续的视角来看，其本就不可能做出太过锐利的改革，尤其眼下保守派当道，改革派只能被迫低头。2009年绿色革命时，拉夫桑贾尼等人还能站在示威者一侧，直到革命卫队进场镇压；2019年反燃油示威爆发后，鲁哈尼便仅能谴责示威者，而无法炮制当年的保守派、改革派的路线斗争剧本。

在此局面下，民众的质疑从个别人物涌向了整个体制，认为若不推翻政权、解散伊斯兰共和国，便不可能解决当下困境。这一叙事不仅在关注政治改革、渴望放权的城市中产间成长，也在苦于生活的工农底层中渗透。尽管不同群体诉求互异，“推翻神权政府”却逐渐成为其走上街头后的精神共识，这就是为何会有示威者对神权政府“检讨头巾法”无动于衷，反而喊出“神权政府解体才是救赎”。

当然通过社交平台与媒体，西方也对伊朗示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狙击与煽动。但归根结柢，神权政府正在失去民心，不论是底层工农还是城市中产，从现实视角来说，谴责“颜色革命”阻止不了“颜色革命”，神权政府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政权垮台，还是只能反求诸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