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只是导火索：要避免1979年场景重演 伊朗神权政府须自我革命
9月13日，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被宗教警察带走。此一事件随后失控发酵，成了今日伊朗全境示威的导火索，程度直逼2019年的全国骚乱。
13日当天，来自库尔德斯坦省的（Kurdistan）阿米尼与家人至德黑兰（Tehran）旅游，于高速公路入口处遭遇宗教警察（Guidance Patrol，波斯文：گشت ارشاد）盘查，并因“佩戴头巾不确实”而被移送至“道德安全局”，其兄长基亚雷什（Kiaresh Amini）亦陪同前往。宗教警察告诉两人，拘留期间将进行“简单教育”，课程会在1个小时内结束，然而阿米尼没能继续与家人的行程，基亚雷什最终等来了“课上昏迷”的妹妹。送医多日后，阿米尼于16日正式宣告死亡。
虽说宗教警察表示，阿米尼是因拘留期间“心脏病发”而陷入昏迷，却难杜伊朗内部悠悠众口。据收治阿米尼的医院透露，其在到院时已是脑死状态；基亚雷什更指出，阿米尼的头部与腿部皆有瘀伤；此外有自称与阿米尼一起被拘的妇女表示，曾目睹阿米尼在机构内遭到宗教警察毒打。与此同时，一张据称是阿米尼颅骨扫描的图片在伊朗互联网上疯传，显示其有骨折、出血与脑水肿的症状。故在伊朗主流舆论看来，杀死阿米尼的并非心脏病发，而是拘留期间的警察暴力；阿米尼的家人亦在受访时控诉，“政府对阿米尼的死因撒了谎”。
在此氛围下，库尔德斯坦省自9月17日起爆发了多起示威，民众怒吼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取消强制规范妇女衣着的“头巾法”、改革女权，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导致现场多人死伤。一日过后，示威蔓延到了德黑兰、伊斯法罕（Isfahan）、设拉子（Shiraz）、马什哈德（Mashhad）等大城，甚至连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和土耳其等地也出现伊朗民众跨海声援。
在此期间，互联网上同样怒火燎原。“#MahsaAmini”成了波斯语Twitter上的热门标签，相关推文与转发数量超过1,000万次；部分伊朗妇女更在社交媒体上“剪发明志”。据外媒报道，为遏止网上舆论热度，伊朗政府已在9月21日封锁境内用户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访问，同时中断了库尔德斯坦和伊朗其他地区的互联网服务。
此情此景，让人回想起2019年11月爆发的“伊斯兰革命以降最大示威”，彼时伊朗政府也在强力镇压之余，关闭互联网长达一个礼拜。而虽说2019年的示威起于燃油价格上涨，此次示威则源于取缔头巾的暴力滥用，两者所暴露的伊朗社会情绪，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政治共鸣：反对1979年以降的伊斯兰革命体制。
伊斯兰革命与霍梅尼的意志
1978年1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反君主制示威，各方势力诉求互异：教士们不满国王巴勒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践行世俗化路线，底层民众苦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知识分子与自由派抨击君主制“不够民主”，左翼砲轰石油经济导致社会不平等，民族主义者怒斥巴勒维“做美国与西方走狗”。简言之，巴勒维政权成了众矢之的，夺权者们由此团结在“反巴勒维”旗帜下，顺着沸腾民怨直捣黄龙。
1979年1月16日，巴勒维流亡开罗，革命势力欢欣鼓舞庆祝成功。同年2月1日，在外流亡15年的什叶派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返回德黑兰，这位77岁的政治家凭借自身宗教威望与民意支持，成功夺得革命秩序主导权，并在肃清左翼与其余反对势力后，确立伊朗走向“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道路。
简言之，1979年的政治剧变并非纯粹的伊斯兰革命，但宗教势力无疑是最大赢家，而塑造一切的关键人物，便是拥有民意支持的霍梅尼。在其设计的“法基赫的监护”（意即教法学者掌权）体制下，霍梅尼俨然成了“伊朗新王”，只不过头衔换成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而伊朗社会也在其统治下，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
首先，在沙里亚法（伊斯兰律法）规范下，伊朗严禁酒精饮料、西方电影、男女共游、日光浴，霍梅尼甚至曾经禁止伊朗电台及电视播放军事和宗教以外的音乐；在学校课程上，“伊斯兰革命”成为必须颂赞的政治正确，“伊斯兰大学委员会”亦参与课程设计的文化管控，剔除“可能影响革命事业”的元素；而在妇女服装规范上，1979年革命成功后，伊朗政府先是要求女性公务员在工作场所佩戴头巾，又于1981年颁布新法，规定妇女须在所有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并在1983年出台此一法规的“伊斯兰式惩罚”：未戴头巾的妇女将被判处74下鞭刑。
而由头巾的角色与规范变迁来看，其可谓是对革命巨变的时代侧写。由于巴勒维时期伊朗妇女禁止蒙面，就连佩戴头巾也会遭警察取缔，故1978年示威发生时，不少妇女为表态自己“反对国王，支持霍梅尼”，纷纷刻意违规戴上头巾。在此期间，伊斯兰做为推动革命的政治资源之一，并不被多数妇女所排斥。
而后1979年革命成功之初、霍梅尼尚未完全掌权时，后者曾要求政府出台头巾法，却遭妇女示威反抗，自由派、左翼等世俗势力遂趁势撤回法案；但待至霍梅尼完全肃清反对势力时，朝野已无人可以阻止宗教法规推行，故而会有1981年的头巾法，以及1983年的鞭刑惩罚。
简言之，头巾法的推动与深化，象征霍梅尼的意志得以贯彻、甚至宰制伊朗社会，正如其亦有威望强制规范电台与电视的音乐播放般。而身为当年伊朗最具威望的宗教领袖、革命人物，“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建与运转便是其政治权力的最高展现，即便宗教势力内也存在路线之争，却未敢在霍梅尼时期公开转为阵营对峙，且很大程度上仍要服膺于最高领袖的意志。
例如霍梅尼曾指定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做为自己的接班人、继任最高领袖，但后者在获得“储君”地位后，便开始要求改革女权、放宽党禁、停止处决政治犯，导致霍梅尼盛怒之下剥夺其继承权，甚至不惜为此修宪，以扶持资格不符、但忠于伊斯兰革命理念的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接班。
后霍梅尼时代的革命事业何以前行
然尽管霍梅尼煞费苦心要维系革命体制，“人走茶凉”仍是难以超克的历史规律。
1989年霍梅尼甫一去世，伊朗神权政府便发生了质变：由于哈梅内伊缺乏霍梅尼的宗教威望与政治魅力，其身为最高领袖的实质权力大幅萎缩，立场相对温和务实的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则在同年当选总统，开始调整霍梅尼留下的革命体制，例如取消电台与电视仅能播放军事与宗教音乐的的禁令，并在日后培植同为温和派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后者乃于2013年起担任伊朗总统长达8年，并在任内与美国签署伊朗核协议，缓和了美伊对峙。
另一方面，哈梅内伊为求权力稳固，竭力耕耘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关系，并希望凭借“输出革命”的军功，坐稳最高领袖的高位。在其调度下，伊朗逐步推进“什叶新月”的地缘布局，先后介入黎巴嫩内战、伊拉克反恐战争、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并拥有了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胡塞武装组织、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等地缘棋子，可谓是在8年两伊战争过后，大大开辟了伊朗的战略缓冲区。
然而与此同时，伊朗的民意开始发生变化。从现实视角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能创建并运转，霍梅尼的威望与政治魅力居功厥伟，但伴随其离世，民众似乎开始重回1978年的情境，视神权政府为苦难之源。
在自由派眼中，伊朗之所以承受经济制裁重担、蒙受“流氓政权”骂名，便是因为1979年后宗教势力窃占了革命成果；在部分底层民众看来，如今的伊朗政体名为“法基赫的监护”，其实与国王时代没什么差别，只是特权阶层换成了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后者尤其长年垄断伊朗内部各大产业，在苦于制裁的穷苦百姓眼中，是吸吮民脂民膏的权贵集团；至于革命卫队开疆拓土的军功，在许多民众看来十分遥远、且与己无关，甚至带有穷兵黩武、浪费公帑的负面色彩。
而在伊朗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命实践内，多数人没有经历1979年以前的生活，只知自己被生在一个“被全球鄙视的保守国家”，且通过互联网资讯，青年们接触到了西方生活型态，酒精、摇滚乐、长发飘逸等图像，催生出其对“自由主义伊甸园”的向往。
在此脉络下，头巾同样侧写了时代氛围的变化。笔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时，便观察到大城市的年轻女性中，多数人已不穿着革命年代的黑色斗篷（Chador），就算包裹头巾也多会露出发丝，早就超出了霍梅尼时代的规范，体现首任最高领袖逝世后，自由与世俗化力道的回潮。
当然，从国际话语博弈的角度来看，所谓“回潮”并不全然是伊朗内部路线之争所致，西方的推波助澜同样关键。长年以来，头巾、世俗化、人权等符码，皆是西方媒体用以狙击伊朗神权政府的话语支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伊朗城市青年的“恨国”与“自惭形秽”。
回顾2019年11月的伊朗全境骚乱，其根源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单边退出核协议后，对伊朗展开的极限施压经济制裁，但民众面对燃油价格暴涨，喊出的口号多是推翻神权政府；此次头巾取缔悲剧，若先不论法律的宗教与世俗之分，其本质实与2020年美国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员跪颈致死相同，皆是执法人员不分青红皂白滥用暴力所致。但美国便能在经历大规模骚乱与全球谴责后，稳居自由主义道德灯塔之顶，且不用担心爆发“颜色革命”，但长年身处全球舆论风暴的伊朗便无法如此潇洒，而是注定要被全球媒体一阵奚落围剿，同时处理国内青年与自由派的难息怒火。
归根结柢，当今伊朗的困境在于，1979年以降的神权体制、革命话语渐失民心，城市青年群体尤其严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包括制裁重担导致的经济崩溃、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明显特权化、伊斯兰革命话语面对自由主义的一路挨打。
由此视角来看，不论是燃油价格爆涨或头巾取缔悲剧，其本质都仅是点燃民怨的导火索；民众真正的怒火根源，肇发於潜意识里的政治认知，也就是认为错误始于1979年，“没了神权政府、一切会更好”，正如当年的伊朗民众，同样认为没了巴勒维统治，伊朗明天会更好般。在此氛围下，但凡有几许星火，便容易上升为挑战体制的全境示威；而伊朗政府的回应则一贯强硬，即在强力镇压后关闭互联网、封锁消息，却无法真正超克结构挑战：不论是经济起飞或全然西化，当下的神权政府都给不起。
简言之，后霍梅尼时代的革命事业不仅出现路线之争，还在西方制裁与话语攻克下，大规模流失民意版图。当然眼下神权政府尚有支持群众，且其对伊朗社会的维稳力道也高于巴勒维政权，短期之内应该不会重演1979年的场景，然而风险依旧存在。如今的哈梅内伊已年届83岁高龄，下任最高领袖是否能成功调和世俗与宗教路线之争，犹未可知；且西方的制裁重担一日不除，伊朗民众的苦痛便只会持续加深，民怨的火苗即便未燃，也只是等一个燎原的瞬间。
从长远来看，强力镇压与互联网封锁，终非应对示威的长久之道，神权政府要打赢与“颜色革命”的持久战，便须在政治与发展路线上有所调整与突破。若制裁重担短期难解，便要设法推动财富再分配；若一时无法废除头巾法，也至少要规范甚至架空宗教警察的职权，避免阿米尼的悲剧重演；即便“法基赫的监护”仰仗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却不能因此不打贪反腐、任由军教裙带关系持续僵化腐臭。
国际政治弱肉强食，任何政权但凡拒绝自我革命，下场往往就是被革命。伊朗要避免重演1979年的场景，即便暂时无法大刀阔斧，却也不可再忽视示威纷起的背后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