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要超出结构主义的局限 就必须考量社会的实际操作
作者｜黎子元
在同一个社群里，赠送礼物给他人无疑是一项“实作”（practice）。对于送礼物者而言，倘若送出的礼物与接受礼物者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例如对于社会位阶比自己低的对象却送出了过于隆重的礼物，不但没有表达出善意，反倒可能有侮辱对方的企图。至于对接受礼物者而言，他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时间间隔来回礼，倘若在接受礼物那一刻便立即以同样分量的礼物回赠对方，则无异于表达出不愿领会对方恩情、希望马上撇清关系的意愿；所谓的礼尚往来，并非直接的有来有往那么简单明了，根据情势发展把握好回礼的时机才至关紧要，轻重、频率与拖延的分寸，皆是“策略”（strategy）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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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崇尚理智论（intellectualism）、客观论（objectiv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却根本无法揭示上述“送礼实作”的精微之处。
理智论把社会中的活动者仅视作合理的、自主的主体，而忽略掉活动中的非意图的、无意识的领域。客观论主张描绘社会活动包含的客观关系，却忽略了研究者的阐释早已参与到他所“旁观”的社会活动当中。结构主义试图抽取社会活动背后的既成结构以把握文化规范的力量，却只能把受其制约的活动者当作盲目执行者。
科学研究要达至客观，就必须将研究者自身的实作，即科学研究的社会条件，也以理论显现出来；要超出结构主义的局限，就必须把实际操作纳入考量，以唯有在时间当中不断推演方能不断生成的结构，即图式（scheme），来取代不变的、作为所有可能路径的统摄规则的结构，即模型（model），更要揭示行动者在结构（图式）当中的能动作用，以及其作用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因此，超出传统理论研究领域以外的、关于实作与策略的考察，便亟待一种“实作理论”来达成，而完成这项任务正是皮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一项终生志愿。
这位出身自法国边缘省份、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晚期巴黎知识界核心，学术生涯融合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的左翼思想家，现象学、沙特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深刻批判者，以他自一九七〇年代初开始便致力开拓的实作理论，力图调解主观论（subjectivism）与客观论，社会与个人，结构与行动，回应著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呼唤的，建立能够将现实世界把握成具体的人类活动，即实作，而不仅仅是物或知觉的全新的唯物论。（*马克思原文英译为：The principal defect of all materialism up to now - including that of Feuerbach - is that the external object, reality, the sensible world, is grasped in the form of an object or an intuition; but not as concrete human activity, as practice, in a subj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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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的实作理论，孕育自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后期于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及任教时，对于当地卡拜尔族群（Kabyles）的人类学田野考察。相关人类学研究及出版为他积攒起学术声望。而在此获得的人类学经验，对于布尔迪厄从自身的哲学专业训练转向后来作为主要志业的社会学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60年他回到法国，曾参加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成为痛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作为法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即沙特）鸦片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助理，自己阅读马克思著作，并积极走向社会学领域。
布尔迪厄作为巴黎知识界核心的权力，奠基于他在1964年起担任的高等教育实践学院（后改名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主任。随后围绕著布尔迪厄建立起一些研究小组与长期合作。1968年他担任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出版糅合文本与影像的新派学术期刊《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从此致力在欧洲拓展社会学的学科威望。1981年，布尔迪厄通过了竞争，继任雷蒙・阿隆成为法兰西学院的主席，学术权力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布尔迪厄提出了众多被当代人文社科广泛应用的概念，如场域（field）、惯习（habitus）、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等，详看——为甚么理论解释不了生活？布迪厄告诉你的实践、场域与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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