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么理论解释不了生活？布迪厄告诉你的实践、场域与惯习

你有没有考虑过，为甚么再复杂精巧的理论，也解释不了（更别说指导了）你全部的生活？为甚么人和人之间的审美品味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以及这些品味为甚么会有“高级”和“低级”的区分？为甚么读大学时有些人可以潇洒自如就全面发展，而有些人付出全部努力也只能勉强应付？法国社会学家与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研究与思考对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或许会有些启发。

实践理论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实践中会运用一套“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种实践知识与学者们发展出的“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ege）形成了某种对照。如果从行动者的角度去呈现实践的逻辑，而不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这套逻辑，我们会看到实践逻辑不同于理论家逻辑的特性。

首先，实践是紧迫与模糊的。大部分情况下，行动者在实践中并不会对自己所处的情境进行充分的考虑，不管这种考虑表现为某种自利的理性算计，还是对于某种规范的遵从。实践的紧迫性与模糊性密切相关，现实中的很多行动在前反思、前语言、前物件的状态下进行。虽然一些行动者在事后被问及行动的动机时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但是那种解释未必是行动中的真实逻辑，而可能只是一种事后的分析。

其次，实践是总体性的。这意味著实践并不会像研究它的各门学科那样分裂成不同的碎片，没有甚么实践会天然属于经济学的领地、生物学的领地、心理学的领地，并对应著任何一门学科的单一法则。再次，实践会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这意味著实践本身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可选择的东西非常有限，许多理论上的合理目标在实践中可能根本不会被考虑。因此，实践的逻辑只可以被提炼到某个程度，超过了这个程度便不再是实践的逻辑，而是理论的逻辑了。

由此可以把解释实践活动的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考虑到实践逻辑的“唯智主义理论” （intellectualist theory），一种是考虑到实践逻辑，并在持续反思中与实践保持互动的“实践理论”（praxeology）。如果说“唯智主义理论”是学者从自己的角度思考研究物件的产物，那么“实践理论”则要将这种思考研究物件的过程本身也变成需要被思考的物件，通过这种反思（reflection）意识到“唯智主义理论”的局限。所以，强调“实践的逻辑”绝非让我们拒绝理论思考，而是让我们超越纯粹理论的思考。从这一认识出发，布迪厄对各种唯智主义的二分法（譬如“主观”与“客观”，“能动”与“结构”，“唯心”与“唯物”）进行了深刻批判，甚至从二分法之外看这些二分法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这是一种“将反思进行到底”的研究立场，由于反思在布迪厄思想中的重要性，他的社会学有时也被称为“反思社会学”（reflective sociology）。

尽管有此明确的反思立场，布迪厄在研究中并不拒绝理论概念的使用，只是他力求使这些概念具有以下特征：这些概念务必是要与常识决裂的，不仅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决裂，而且要与学界的套话决裂；这些概念务必是关系性的，反映了一种现实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而不是割裂的、实体化的；这些概念是动态的、开放的，可以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而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系统。基于这些原则，布迪厄创造性地发展了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分析概念，并应用于对现实社会的研究。但这些概念只是维根斯坦意义上的“工具”，是认识现实的技艺与武器。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布迪厄的“工具箱”或者说“武器库”中相对重要的几件。

场域与惯习

任何一个有点野心的思想者，可能都会怀有对世界图景的总体想像。布迪厄显然属于“有野心的思想者”之列。在他的理论思考中，这个世界由一个又一个彼此联系同时又相对独立的“场域”构成。一个场域就是历史中形成的一束关系，在其中的各个位置附著了某种特殊的吸引力。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比较恰当的是“游戏”（play）。人是很容易陷入无意义感的，好在这世界提供了不同的游戏让我们去参与：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奖励、不同的身份角色。游戏少不了争夺，只是每个人看重的东西都不同。如布迪厄自己所说：“一个分化的社会……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布迪厄认为，权力场域构成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元场域”，在当代社会“元场域”的基本表现则是国家（state）。权力场域的根本重要性，使得研究者在研究一个特定场域时，首先要清楚这个场域相对于权力场域的位置。比如，知识份子场域在整个权力场域中就构成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集团”，而这一场域内部又依据相对权力场域的远近而发生分化与斗争。

在布迪厄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场域的游戏机制是天然正当的。这毕竟是一个历史地形成、并在人类自身的反复斗争中摇摆不定的世界。任何场域的游戏规则都有一个竞争、博弈、正当化自身的过程。再野蛮的暴力也会倾向于给自己披上正当化的外衣，并在施加对象的“误识”（misrecognition）乃至“合谋”（complicity）的基础上成为一种合法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对这个过程机制的“揭露”或者“解蔽”（revealing or uncovering），并不是让行动者陷入虚无，而是让人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解放”（liberation）。

现实的世界，人们不仅投身到了不同的场域，并且为了不同的“利益”（interest）而进行奋斗。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别，源于一种历史中形成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上的差异，这种性情倾向布迪厄称之为“惯习”（habitus）。所谓惯习，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示”。惯习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个是“结构化了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即某种社会结构施加于个体并表现在个体身上的限制；一个是“促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即为实践提供原则和指导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改变场域的形态。

举例来说，一个长期在某种“理想主义”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惯习，并表现于言行等各个方面；当他／她进入一个主导原则是“去理想主义”甚至“反理想主义”的场域时，他／她的理想主义惯习既是一种限制自身的力量，让他／她感受到与场域的格格不入，同时也是一个改变场域的力量，让他／她影响场域的微观互动、行事规则、结构风格。当然，也有可能他／她会经历一个转变，成为与这个场域浑然一体的一部分，并通过贡献自己的力量强化这个场域原有的风格。不管怎么说，场域与惯习永远处于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状态，不能抛开一个只谈另一个。

文化资本

投入任何一种游戏，都需要一些“资本”（capital），“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特定的场域中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斗争的利害所在”。资本在时间中累积起来，并具有产生利润和权力，以及复制自身的潜在可能。布迪厄区分了资本的三种主要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有特色，并且这一概念也构成布迪厄研究文化品味、教育系统、知识分子等问题的关键切入点。

文化资本有不同的存在状态，一种最容易被察觉的是“客体化的状态”（the objectified　state），表现为图书、器具之类，是文化在物质媒介上的体现，很多时候可以变成“文化商品”来进行购买（比如藏书、钢琴、艺术品）。另一种在当代社会越发明显的文化资本则是制度化的状态（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表现为社会对于某些文化资格的认可，比如文凭、职称等等，这种文化资本一般依赖于某种社会制度的安排。而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察觉，却极少被分析的文化资本形态则是身体化的状态（the embodied state），表现为心智以及肉体的一种性情倾向，比如谈吐、审美、修养之类，这种状态的文化资本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获得的，尤其在家庭成长的早期阶段。

在布迪厄看来，整个社会的阶层划分与文化资本的分配保持了连贯性。现实之中，文化品味是分等级的，较高等级的品味（如欣赏古典音乐、舞台剧、博物馆）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才可培养，并高度依赖于成长早期的开发，不是每个人都可获取。而较低等级的品位（如欣赏通俗音乐、肥皂剧、杂耍）则完全不需要早期的投入，简单易懂，轻松易得。社会的精英阶层显然有更多的机会与闲暇培养高级品味，高门槛与小众的文化趣味强化了他们作为精英的自我想像。同时，成长于文化资本充裕家庭的孩子在进入精英大学时，可以顺利融入精英大学所推崇的文化氛围，他们逍遥自在，“全面发展”，并对“庸庸众生”的“不思进取”及“低俗品味”表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与厌恶。而成长于文化资本贫乏家庭的孩子，能进入精英大学已经殊为不易，但融入一种精英文化却意味著对自我过往的“否定”，他们勤奋刻苦却难免“眼界狭隘”，力求上进却终难获得精英阶层应有的“气质”与“能力”。于是乎，借助文化资本的可继承性，教育系统成为复制社会阶层的关键环节。现实中的阶层分化与人们头脑中的品味评判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牢固的对应。

结语

布迪厄的研究横跨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并将不同的传统融会贯通，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法国社会学推向了“涂尔干学派”以来新的历史高度，产生了世界影响。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布迪厄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言说，在全球化问题、性别平等、底层苦难、大众文化等议题上都发表了大量言论，成为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份子，被誉为“继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后，法国左翼行动派知识份子第一人”。不过，或许因为过于犀利的批判与咄咄逼人的风格，在法国学术界，惧怕布迪厄的人和欣赏他的人想必一样多。

面对“文化资本”的分析所引起的巨大争议，布迪厄明确表示，自己批判的并非“文化”本身，而是“将文化用作一种符号支配的资本和工具”。而针对有人认为他过分夸大了社会决定力量的批评，据说他曾回应：“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定律，但并没有消除人类飞行的梦想。”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就是突破了这种社会结构力量的一个范例。他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研究扣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整体，让身居高位者自省，给出身寒微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