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由还是要命？疫情当前，美国还在讨论口罩令有否侵犯自由？
在疫情之下，美国已经面对每天新增六万确诊个案。然而欧美地区有民众为了抗议当局的限聚令与口罩令，有些人实行“马照跑，舞照跳”，刻意挑战禁例继续举行露天音乐会；有些人则上街示威抗议，更演变成跟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
此时美国再有“强制要人戴口罩侵犯了人的自由”的讨论，对于曾经全城到处抢购口罩的我们看来，应该视之为荒谬，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严肃问题？
被冒犯的心理，被侵犯的自由
美国医学专家指出，美国民众从来没有试过要为自己的健康而戴口罩，因此会有反抗的心态，部分民众将之视为一种强逼的从众行为而拒绝；但专家指我们应该将戴口罩视为保护自己与他人免于感染病毒的措施，是一种出于团结的必要行为。
民众的质问是“政府（或任何人）有权强制我必须戴口罩吗？”再以在美国的法律来说，口罩令是否合乎州法、联邦法以至宪法？
伯林：积极自由或成“以解放大众自由之名，行牺牲个人自由之实”
戴口罩的行为并没有甚么冒犯之处，问题在于自由本身。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提出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消极自由的定义是“免于外界或他人干预的自由”，在这情况下，美国的反抗者认为自己“不戴口罩的自由”被外界干预了。
然而，自由从来都不应该是无条件的抽象自由，在瞬息万变、有客观环境限制的现实情况之中，自由必定是有条件的。就如柏拉图对话录《理想国》（Republic）之中，苏格拉底举的著名例子：“假定一位朋友，在神智清楚的时候，托存武器给我，而在心神丧失的时候来要，我应该把它还给他吗？”苏格拉底指，此时大概没有谁会认为应该坚持不欠债的正义原则，要归还刀给那个疯了的朋友。
不论是道德还是自由，总会因现实情况而有例外，我们只能按个别的情境，斟酌每个情况是否成理。
例外状态？反科学的泛政治化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主张国家会以例外状态（state of emergency）之名扩张权力（例如出于反恐怖主义而行使侵犯个人自由的措施），当然这是值得担忧与提防的情况。
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民主政体可变独裁 在于危机的“日常化”
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国家是否全能？又是否必定与人民对立？
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I)：社会被磨平后，管治成为纯粹技术问题
可是，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由国家宣布与执行某程度的例外状态，对于保护群众来说是必要的。我们此时要区分哪些是必要举措，又哪些是越权的政令，并衡量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戴口罩能有效阻隔病毒传播”是一个科学论述，有实际的实验与统计证据支持，同时这几乎是没有代价的行为；反对戴口罩，实在是等于无理地反科学的反智行为。因此当局实施临时法律，将出外必须戴口罩列作执法范围等措施不应涉及政治，这时我们就不应该将口罩令政治化，高喊“我身体，我自主”。
泛政治化的另一极端──去政治化：现代社会流行“去政治化”，但政治差异与友敌关系是不可化约的
要自由还是要命？
再者，不戴口罩的自由，是否可贵得要以性命换取的自由？情况有点像齐泽克（Slavoj Žižek）常引用精神分析师拉冈（Jacques Lacan）的例子：当你遇拦路劫匪拿著利刀指向你说：“要钱还是要命？”这其实是个强逼的选择，当你交出你的金钱，你（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保住你的性命，而失去金钱；但若你选择要钱而惹怒了匪徒，他杀死你，你失去了性命，自然你的金钱也与你无关（或在你死后一样会被劫匪拿走）。
以后现代主义一些的讲法来看，“被命令必须戴口罩侵犯自由／人权”是建构出来的虚假命题。面对这样的虚假选择，应该做的是拒绝意识形态给出的、只能二选其一的预设，正确答案是应该是“我两者都要！”美国人应该在负责地做好防疫措施，保住自己与身边人的生命的同时，去争取另外的、更广泛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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