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积极自由或成“以解放大众自由之名，行牺牲个人自由之实”
1909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拉脱维亚出生，童年在俄国见证过十月革命，后来举家移民英国，战时替英国大使馆工作。战后，伯林回到牛津，其后一生在此教书和写作。活在一个极权欲望和乌托邦激情乱窜的时代，伯林始终坚持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原则，认为信奉单一真理和价值的教条主义，最终只会无情地抹杀人类的自由。他一生的著述，都在为人类的自由与社会的多元价值辩护。1997年11月5日，他在牛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八岁。
两种自由的概念
关于自由的概念，伯林在1958年曾在牛津大学发表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演说（其后亦以相同标题出版）。在此文中，伯林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positive/negative liberty）。这两种自由的概念，是现代社会思考政治自由的两个主要方式，也是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关键分野。
积极自由的意思，是一个人拥有根据自己的意志以行为的能力，而能做到自我宰制生命，并实现自身最深底的目的。一个拥有积极自由的人，可以说出“我是自己的主人”。
而消极自由的表述句，则是“免于 X 的自由”，即是免于外界或他人干预的自由；相比之下，积极自由就可表述为“实现 X 的自由”，这里的自由的一层意思是同时有机会和能力去实现某个行动或目标，另一层意思就是行动是自主和自愿的，而非受他人干涉。消极自由著重的是个体的能动者，而积极自由较强调集体的意志与目的，个体是更广大的集体中的成员。
伯林在文中对负面自由的论述较为简略，著墨较多在积极自由的概念，因为他认为积极自由的意义较暧昧不清，较大机会被误解和挪用。（不过，伯林后来也认为文章忽略了消极自由的问题，例如被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利用以合理化它带来的恶行。）
虚假自由与极权主义
积极自由在甚么情况下会被误用呢？伯林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理论为例，指出卢梭的自由是危险的。卢梭理解的自由等同于自主，而自主又等同于服从“普遍意愿”——即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愿。对卢梭而言，公众利益是独立于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往往是自私的。伯林就认为，高举单一的所谓“普遍意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这违反了多元价值主义的原则，很容易受民粹操作。再者，在卢梭的推论下，普遍利益取替了个人利益，“个人应当为公众做甚么”取代了“个人实际上希望做甚么”，于是扭曲了积极自由的原初意义。
在这扭曲积极自由的思路之下，个人需要牺牲小我的自由来成全群众的大我的自由。对伯林来说，这种思想正正为二十世纪的法西斯和共产极权主义铺路，是“以解放大众自由之名，行牺牲个人自由之实”的邪恶政治思想。
其实，伯林认为两种自由的概念都有各自的价值，对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而且两种自由可以相辅相成。伯林要批判的，是对自由概念的误用，卢梭的理论就是一例。伯林真正提倡的，是以个人和多元主义抗衡集体和单一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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