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流行“去政治化”，但政治差异与友敌关系是不可化约的
在世界各地，每当社会对立爆发成明显的纷争时，都有政府建制或保守派人士指责社会纷争被“政治化”，或者会有人呼吁大众不要“政治化”地看待某些社会决策，这种说法似乎假定了有一些社会维度是“非政治”的。另一方面，人们也常说“一切都是政治”，将社会的不同维度刻上政治色彩。但这两种相反的见解，都没有说明“政治”的实质是什么，也不能指出政治的维度与其他人类活动维度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是什么。而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两种相反见解所说的“政治”是同一回事吗？虽然“政治”一词的流通性越来越广，但我们似乎并没有对这个用语作一个基本的定义。
我们说的“政治”是同一个概念吗？
对亚里士多德和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政治学（Politics/Πολιτικά）是一门研究城邦（polis）事务的科学。城邦是最高的共同体（community）形式，与它相对的共同体形式是家族。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就是影响城邦全体公民的公共事务，例如政府组成、战争和对外关系，相对的非政治事务就是家族内部、非公共的活动。在古希腊，除了奴隶，一个城邦的所有成员都需要参与这两种事务的决策。如果我们遵循古典时代这种“政治＝公共”的定义，似乎“非政治”在今天是一个不存在的领域、一种空洞无意义的说法，因为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都有公共性质，即使是工作、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相对私人的事务，也有公共性的法律体系所约束和维护。“一切都是政治”这句话，就是正确地指出现代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都有著公共性质。
但是，当政客们要求政敌或市民大众不要将某些事情“政治化”时，他们是要求别人不要将事情“公共化”吗？这样理解似乎不通。我们先看一看“政治化”这个字眼最近出现的语境：台湾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后，代理市长杨明州将市政会议的召开时间由之前的上午10点改成9点，他呼吁媒体和民众不要“政治化”地理解这种转变——市政会议既然是公共事务，杨明州在此说的“政治化”肯定不是指“公共化”。又例如香港政府将会放宽公众场所限聚令，但却仍然以限聚令为由约束游行活动。在受到媒体和市民质疑时，政府官员辩称不要“政治化”地看待这个决定——这里说的“政治化”当然也不是指“公共化”了。在这种语境里所使用的“政治化”，准确来说是指“政治派系化”，与这种定义相对的“非政治”就是指“政治中立化”，而不是指脱离公共性的私人场域。
因此“政治”这个词的含意是暧昧的，包含了最少两重性质不一样的概念，一是指“公共”，二是指“立场阵营差异”；前者相对于“私人”或“家族”，后者则相对于“立场中立”或“立场无差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去政治”就开始成为欧洲人文学者、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所普遍关注的主题，而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知识份子、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有声音批评现代社会逐渐“去政治化”和“中立化”，他们并非认为人类生活不应该公共化，而是不满社会越来越中立化，变得平面空洞。但是，社会中立化不是意味著社会和谐、多元文化并行不悖吗？为什么学者们认为“去政治化”和“中立化”是一个需要修正的问题呢？
无可化约的“政治”活动
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可以说是最早集中讨论社会中立化问题的理论家。生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施米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重组成威玛共和国，及后又见证纳粹党的崛起，而且短暂担任过纳粹德国的御用法学家，二战后他又处身于两德分裂，冷战，北约、华约和欧盟等新型国际联盟建立的时代。施米特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以及他对国家和政治斗争的强调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名声一直不佳，但是，他在威玛德国时期所写的政治学与法学理论提供了一套能够有效理解当代政治问题的概念，即使是激进左翼阵营的思想家，例如班雅明、阿甘本、巴迪欧、墨菲和齐泽克，都直言深受施米特的影响。
施米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指出政治差异的不可化约性，然后以这种理念分析现代社会如何错误理解政治。1929年的《中立化和非政治化时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和1932年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都强调政治活动的核心是差异与差异之间的斗争。施米特认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不同领域都由各组对立所定义，在道德领域的对立是善与恶（good/evil），审美领域是美与丑（beautiful/ugly），经济领域是有利与无利（profitable/unprofitable），而政治领域的对立就是朋友与敌人（英语：friend/enemy；德语：Freund/Feind）。他又指出，虽然人们常常把敌人描述成邪恶的或丑陋的，但政治的本性仍然有独立的内容，不能完全化约成其他领域。
施米特强调他不鼓吹战争，但他仍然相信敌人和战争都不可避免。他是这样推论的：任何存在者都必定有著与它差异的他者，一个族群的信念或生存方式与另一个族群不可能完全一样，而这些存在性的差异就构成了朋友和敌人的对立关系。友敌关系有时候只是潜在的可能性，有时候则会白热化成为严重的分裂，甚至形成战争局面，但是，施米特相信在如此定义的“政治”概念下，战争伤亡可以减少。因为政治行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消灭敌人的肉身存在，而是要阻挡敌人僭越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存方式（保留自己的差异）；只要敌人被击退到一个无害的界线时，敌对关系也需要解除（保留他者的差异）。原先的朋友有可能在另一个冲突中转化成新的敌人，而本身差异的族群也可以在政治活动中渐渐同化成一体。友敌的框架是永远存在的，但哪一个族群是朋友，哪一个是敌人，则不是一种必然的、先天的角色分配，而是历史长河之中多种力量相互影响的结果。
“去政治”与“中立化”的现代社会
在施米特如此定义的“政治”概念之下，“非政治”（apolitical）、“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这些概念所指的，就是将政治化约成道德、审美或经济问题的思想和行动倾向。“去政治化”的现象可以表现成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将差异绝对化：假如人们将政治化约为道德问题，将敌人看成邪恶的、绝对的对立者，就必定会发起歼灭性的战争，对敌人赶尽杀绝，而不会区分和保留友敌双方的差异。但是，施米特自己更加著重“去政治”现象的另一种倾向：将政治化约为经济问题，然后取消或模糊族群差异。今天人们说的“不要将问题政治化”、“我对这个政治问题抱持中立态度”，都是这种去政治倾向的表现。
这种“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态度，表面上与人无争、事事以和为贵，但实质上预设了一种不现实的看法：社会差异可以在经济利益分配之下消解。当然，社会有很多问题在本质上是不需要政治化处理的，例如说，当政府要设置更合理的交通灯时间长短，以调节汽车流量这种公共事务时，便完全能够以非政治的技术思维和工具理性来应对，因为这种事务中立于社会族群的差异性，不论是犹太人、日耳曼人、汉人、蒙古人，无产阶级、资本家，男性、女性⋯⋯不同的族群分类都会无差异地得益于这些安排。
然而，每一个社会既然都由差异的、多样的族群（族群的区分方法本身又是多样的）所组成，定必有许多事务在本质上就无法取得中立和平衡全部族群的结果。一些人将政治看成是一种技艺（art），就是因为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可能用加加减减的数学方式去圆满运算，政治必须要以认同、拉拢、沟通、妥协、承诺，甚至是诱惑、打击、强迫、屈服、斗争这些不对称和决断性的方式进行。施米特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政治“中立化”，就是指人们忽视了社会成员的本质差异，反而盲目相信社会会在公平的、零和的经济场域中达致平衡分配、皆大欢喜。但即使是最粗浅的社会理论都能够指出，经济结构本身就已经有著差异和不平等性质，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的利润分配必定不平衡，前者越富，后者越穷——经济结构也不是一个中立于各族群的场域，而是由某一个特定阶级所主宰、其他阶级服从而构成的场域。换句话说，“中立化”本身是一种幻觉，这种想法将社会的真实差异问题看成是交通灯长短这一类事务。
但是，这种“中立化”的倾向并不只发生在政府官僚或既得利益阶层身上，施米特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见错误，任何一个族群都可以被这种幻觉薰陶，错误定位自己与他者的差异。这种将人类差异取消的幻觉，在科技急速发展、经济结构运作相对和谐的时代中尤其强烈，而一旦这些利好条件都消失，原本沉浸在政治中立幻觉的人们就无所适从，不能正确应对与自己差异的他者，反而为了重新获得社会和谐而倾向将他者排除甚至消灭。换句话说，“去政治化”的经济倾向在社会问题出现后可能会引发“去政治化”道德倾向的爆发。今天的发达社会有法西斯主义和右翼转向，可以说都是这种政治“中立化”幻觉的结果。
延伸阅读——例外状态的政治哲学(III)：社会被磨平后，管治成为纯粹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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