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山一样思考——深层生态学与大地伦理学 论存在于世的生态进路
死亡仅有一次——这样的事实，迫切要求我们关注自身与自然存亡，环境哲学也应运而生。
Arne Naess：生态问题在于是否意识到“众生本质上合一”
可是如挪威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哲学家 Arne Naess 所指出，若只是想靠对生态危机做修复或通过科学的技术，就期待能解决环境破坏的问题，都并非根本之道。真正的生态危机，在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方式对待与利用自然。唯有当人类真实体认到个人小我（ego）是依从在生态大我（ecological Self）之上，才能够以客观平等的方式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种转化，被 Naess 称为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
Arne Naess 简介——未来世代必备的哲学思维｜我们对生物的保护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人类最初发展自我（ego），通过竞争关系或利益交换看见社会我（social self），比如要成为伟大的人，就要比其他人好、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种价值与目标在现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之中，却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目标跟人的需要本身无关，但这样的目标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却在供求法则下支配了我们。我们在对这些现象的反思与本质追问之中，逐渐发展出形上我（metaphysical self），但却独独对存在于自然生态中的自我，缺乏一种生态我（ecological Self）的意识。我们没有在其他生命的表现中看到自己，没有意识到当其他生命受到阻碍，也等于是我的自我实现受到阻碍，且未能在与生态的互动中发展出利他主义（altruism）。
在人类社群中，宗教通过爱人发展出利他主义；在人与生态的关系中，我们却未能发展出对其他生命的利他主义，这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在面对这一对立上，Naess 借用了佛陀的教导，说明没有对立的包容是如何可能。佛陀会希望弟子以“mind”来广纳众生，如同母亲爱孩子一般，“mind”一般被译为心或心灵，基本上也符合对佛陀教义的理解，即用慈悲心这样的宽容心灵去广纳各方众生、去感受世界与行动。但 Naess 认为在梵语中生命的本源其实是本我（Self），相对于小我（narrow ego），因此应该不是用心去广纳众生，而是认识到本我与众生本为一体。如此一来，众生成就则自我也成就，而如他所说的这一层认识，才是真实的自我实现。
延伸阅读——“没有神的宗教”可能吗？为何说神论者与无神论者的体验是一致的
启发 Naess 甚多的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说他这三十年来所企求的目标就是本我实现、与神面对面并获得解脱（Moksha，意为解放、自由）。我活著，我行走，我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那样的目标，无论是演讲、书写或涉足政坛，都不会改变我的目标。甘地的描述似乎只是个人生命的终极目标，但 Naess 却意识到，若这真的只是为了个人，那又怎么会为弱势的人努力呢？可见要实现的并非个人的意愿，而是由于明白到自己至高无上的本我（宇宙大我，Universal Self）和生命的本源（atman），才能促发这样的行动，而最终实现终极自我。
这种关系，就是通过大我联系了每一个生命，当每一个生命之间都有连结和认同的能力时，很自然地也不需要道德劝说去劝服谁，因而非暴力行动得以产生，非暴力力量的基础就是众生本质上的合一。也就是说，当本我能够接纳其他存在，就不须要通过道德立论要求人类关心其他生命，比慈悲心或其他伦理观点更为宏观，没有主体对象之分。而且，靠著责任或普遍的道德劝说要求他人爱人是很有限的，例如基督教国家之间仍不断有人进行不停的战争。唯有当自我够宽广够深刻，就能超越自我意识和他者之间的差异，因而重点应该摆在于扩展与深化自我的工作上。
Nasess 也以康德为例，说明自我在整体中的连结，不仅是道德的，更是美感的（即使违背意愿却还能够遵守道德法则而行动，这是道德行为；但如果是完全顺从意愿而遵守道德法则，那就是美的行为）。环境工作就应该设法影响人们的道德意愿，敏锐地感受生命丰富与多样性，以及爱护自然景物深刻经验所带来的各种喜悦等等，而非建立道德理由。
Aldo Leopold 的大地伦理学
面对我与自然对立的这一点，“像山一样思考”的大地伦理提倡者 Aldo Leopold，则尝试通过把传统伦理学原本限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动物生态的关系。扩展的关键，在于通过生态或生命具有价值为论点，以及强调生态系统作为整体，只是由于人对生态系统的不够了解而未能认同自然和人类作为整体的关系，因而造成人类在有限的理解中，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与自然的关系。
在《沙郡年纪》（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序言中，Leopold 说：对于不需要野生自然也能感受到幸福的人们，为了更高文明或更好的生活水准，牺牲野生自然万物，并非是困难的抉择。但这本书是献给那些离不开野生自然的少数人，他们在观察大雁与寻找白头翁花的情趣中获得的满足，其实和言论自由一样重要，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差异中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是这种矛盾是在文明演化的过程形成的，比如奴隶制度在人类文明演进中而逐渐被淘汰，就是一例。土地的角色在人类文明中，也应由于生态学的进步而逐渐被人类认可，并与人发展出密切的共生关系，人类也将随著对生态学有更多的了解，而引发出生态良心建立起大地伦理。
哲学家研究伦理规范的扩展，但其实也可以将这样的扩展运用到生态学上。在哲学的角度来看，伦理是对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区分。而生态学的伦理规范，则可以是对生存竞争中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 ，这些限制的内容在于保存共生的现象，政治与经济是人类的高级共生现象，通过伦理取代自由无序的竞争。
延伸阅读——甚么是：伦理学 - EP03
在历史上，征服者的失败往往来自于对群体的不了解，人类现在对待土地的征服，也由于对自然的不了解而面临环境灾害。从生态学诠释人类角色来看，其实人类只是生物群中的一部分，而在不了解大部分生物群成员特性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对自然秩序的不理解所做出的保育措施或补偿政策，最终仍然无法保存自然。
延伸阅读——添姆菲・摩顿：面对生态危机泛滥资讯，我们或许可以有另一种思维
因而对生态学有所理解并进而产生土地意识是重要关键，土地的使用不应该纯粹只被视为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伦理和美学的正确性问题考量。Leopold 说：“一件事情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正是这一个定言确立土地伦理的规范，但也遭受被冠上环境法西斯（ecofascism，即 environmental fascism） 恶名的攻击。
倘若为了整个生物社群的好，须要消灭多数的人口，这是否应该是一件好事？个体群益将在追求整体最大效益下的情况受到牺牲。这个攻击对被归类为整体论的深层生态学也面临同样的批评，并且由于对其他物种采取完全不伤害的方式也产生实践上的困难，如 Nasee 引述：甘地允许各种生物，无论有毒与否，都可以出入他所居住的环境而不加以伤害，这跟史怀哲在敬畏生命的理想下，拒绝伤害各种蚊虫生物的作为皆同。尽管诉诸最理想的圣人伦理学有实践上的困难，但环境伦理的发展，已经是人类在没有先例的状况下做出的一种伦理回应，我们由于种种触发而感受到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之要求，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和其后果，而是世界对我的行动有所要求，也许我们尚不能触及像山一样思考的境界，但我们伦理视野肯定是再宽阔了一点。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