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以受苦的爱作“真理坚持”的抗争手段　化解愤怒与憎恨

1948年的今天，是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遇刺逝世的日子。甘地是印度国父，他在世时已经被尊称为“圣雄”（Mahatma），其民族主义思想与非暴力的民主运动进路，影响了世界的抗争者，包括前南非总统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与非裔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上帝即真理

甘地生于印度教家庭，但他本人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对印度教、基督教等宗教都有研究。甘地吸收了印度宗教中的“ahimas”（意思为“不伤害”）原则，“ahimas”意味著包容、耐性、坚忍、自我牺牲、自我受苦、谦恭与慈爱，成为了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源头。对于甘地来说，非暴力并不只是温和的抗争手段，亦非单纯是对于政治行动的态度，他相信非暴力与真理是互相连结的，不可能分离。

年轻时的甘地

甘地亦相信上帝是世界的终极真实，并认为上帝与真理等同。他相信有绝对真理，但人追寻真理的道路是不确定、不会完结的。只有上帝真的知道绝对真理，人不能过于自大地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人最多只能识到相对的真理。由此看来，甘地有别于传统的相对主义者或绝对主义者。甘地终生将这种真理观应用到抗争之上，他就曾说：“真理远远比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具威力。”

理性讨论与暴力抗争的限制

主张“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抗争者或会将这态度追溯到甘地的思想，然而事实上，甘地却对所谓的理性讨论以解决纷争，抱有怀疑。他认为出于自私、缺乏道德想像力、憎恨、邪恶意志与根深蒂固的偏见等，人类彼此相对时往往没有开放心灵。纵使理性讨论在理论上是理想的方法，但实践上往往只具有限的价值，甘地说：“对于深陷于偏见的人，诉诸理性可谓比无用更糟”。

现实中的抗争者当然意识到理性讨论的无效，很多人会转而认为暴力是保卫正义的唯一方法。部分人会将暴力只视为工具，只要暴力行动能达到手段，那它就有合法性。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暴力虽然在道德上不可取，但若它能消除更大的恶，那暴力手段就仍然具合法性。

甘地坚决反对以暴力作为改变社会的手段。在存有论的层面上，暴力否定了人类有灵魂，并有能力欣赏与追求善，因此没有人会堕落得不会被共感与人性打动。甘地认为只有在唯一的情况之下，伤害或杀害他人才具有合法性：当自己绝对正确，对手完全错误，而暴力肯定可以达到所欲的结果。然而在甘地的真理观中，没有人可以达到这种对真理把握，因此没有人可以为了政治目的以伤害或杀害任何人。

甘地亦从道德层面反对暴力。暴力或可以即时达到目标，但长久来看，暴力本身可能会成为社会习惯：但凡遭遇冲突，人就会诉诸暴力，而不会再寻求其他可行的解决方式。如此，暴力行动就会助长新的暴力产生，构成恶性循环。

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

理性讨论与暴力行动都不可行，那甘地还有甚么抗争手段呢？甘地采取他称为“真理坚持”（satyagraha）的方法，他分别在南非与英治印度都实践过的这套做法。对于甘地来说，“真理坚持”或“satyagraha”这词的意思是“公民坚持追求真理”，以穿透由自私、偏见、恶意等建筑出来的栅栏，以求触动到对手的灵魂。“真理坚持”相当于一种“灵魂的手术”，是一种启动“灵魂之力”（soul-force）的方法。

在抗争之中，“真理坚持”寻求与对手建立对话，但若对方拒绝对话或只愿意作徒具外表的不真诚对话，此时就要以受苦的爱（suffering love）践行“真理坚持”的手段：耐性、无异议地接受所何施加自己身上的暴力与痛苦。受苦的爱的效用在于它带来的精神冲击（spiritual impact）：爱自己的对手可以化解其愤怒与憎恨，同时触动其人性更高贵的部分；无异义的受苦可以使对手免于享受胜利的快感，同时动员本来中立的舆论。

我们或会质疑，这种方法会否过于理想主义？甘地自己意识到这情况，一方面因为“真理坚持者”亦是常人，他的忍耐力、爱、决心与受苦的能力都有限度；另一方面是若对手的偏见太深，而对自己的受苦无动于衷，那应该怎么办？为此，甘地展开了另外一系列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运动，包括经济杯葛、不交税、不合作运动与罢工。事实上，甘地这些较接近政治现实的手段要比他的道德理想主义更为成功，而他的“真理坚持”亦非真的都保持纯粹的精神性。

马丁・路德・金深受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思想影响，而同时期的抗争者麦尔坎・X（Malcolm X）开辟了另一条抗争路线，详情请看麦尔坎・X：捍卫自由的力量，必大于服务独裁与压迫的力量。

_________________

下载《香港01》App ，按“＋”号加入《哲学》抢先看文章：https://hk01.onelink.me/FraY/hk01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