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诗的目的在于真理
柯勒律治一直知道自己要写“一首史诗，讲述罪的起源”。
1797年，他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及其妹萝茜在山间散步时，听华兹华斯讲起英国海军舰长谢尔沃克在游记《南海环游世界记》（Voyage Round the World by way of the Great South Sea，1726）中提及，副舰长在合恩角附近海面，因迷信信天翁是凶兆遂将一只信天翁射杀的故事。回家后，25岁的柯勒律治将故事写成625行的长篇叙事诗——《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诗中，老水手的故事正是那罪与罚漫长的赎罪。该诗收录于《抒情歌谣集》，日后成为不朽名篇，而这部与华兹华斯合著的诗集既是一次文学冒险，也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拉开序幕。
鸦片／梦境／诗歌的一生
“湖畔派”（Lake Poets）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生于英国西南部的德文特郡（Devon），父亲是当地备受尊敬的牧师及文法学校校长，他培养了柯勒律治自幼沉迷阅读的习惯。父亲去世后，8岁的柯勒律治被送到基督教医院的慈善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学习与写诗的童年时光。1791年，柯勒律治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这也开启了他沉迷于鸦片、梦境与诗歌的一生。
在剑桥时期，柯勒律治起初因风湿病使用鸦片酊麻醉及减轻肉体的苦痛，后来又为治疗神经痛和牙痛服用鸦片，进而成为习惯。吸食鸦片使柯勒律治沉入美好的梦幻之中，他曾描述自己的生活是“坐到桌子前，一边吸鸦片一边写作”，并认为梦中的念头很容易“化作图景和可感知的印象”。
除了诗歌，柯勒律治亦被学者乔治・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誉为可与亚里士多德和朗基努斯（Longinus）相比的、最好的文学批评家；同时，他亦热衷于法国大革命，强调社区意识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醉心于对康德、谢林等的德国唯心主义的研究——1798年，柯勒律治曾与华兹华斯前往德国，亲自向各派哲学家求教。1834年7月25日，柯勒律治因病於伦敦逝世。
纯粹幻想的浪漫主义
1798年，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标志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端。其著名的〈序言〉（第二版，1880）详细阐述了浪漫主义新诗理论，被视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宣言。
回顾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是一种乡愁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作为一个思潮，是对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兴起于18世纪的文艺思潮，在重振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信念下，在艺术题材与内容上模仿古代风格的运动）和奥古斯都文学（Augustan literature，流行于18世纪英国的一种文学风格）的回应，它与18世纪美国及法国大革命后兴起的民主、自决和公民参与政治的理念息息相关，诸多浪漫主义作家也都支持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浪漫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崇高（sublime）的歌颂，以及对人的感官、灵感的强调。“崇高”一词最初被朗基努斯用以形容高尚思想，但到了伯克（Edmund Burke）和康德那里则延伸出新的形式，成为对审美问题的关注，并试图解释在广度与力度上超越人类的物象，是如何引发观者快乐、痛苦、敬畏、恐惧的感受等问题。因此，由大自然带来的各种感受便成为浪漫主义作家们书写的主题。《抒情歌谣集〈序言〉》更明确指出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具体规范，如内容上要突破古典主义的条条框框，选择日常生活——特别是田园生活——的事件、情节，作为题材，加之以想像的光彩和平民的、纯朴有力的语言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令诗歌更永久、更富哲学意味。序言中更提出了著名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诗的目的在于真理”等重要诗论。
至于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作品，则被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称为“属于纯粹幻想的浪漫主义”，“是真正梦幻性的”，尤其是“那首被最优秀的批评家认为是最精美的诗，就是在梦中写成的”。这里所说的“最精美的诗”便是那首《忽必烈汗》（Kubla Khan）。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屠岸 译）
179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柯勒律治感到身体不适，于是照例服了一剂鸦片酊后昏昏入睡。睡前，他正读到珀切斯（Samuel Purchas）编写的游记中马可・波罗描述忽必烈汗的一段，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汗降旨建造一座宫殿，和一个御园，于是，高墙便围起了十里肥沃的土地⋯⋯”服用鸦片后，柯勒律治梦境联翩；梦中他将马可・波罗的描述化作诗句，并在醒后写就了那首如梦如幻的《忽必烈汗》。而整首诗所具有的的东方情调，亦显示了当时西方人想像中的东方，也因此成为文化想像（cultural imaginary）研究的范本。
“暂时信以为真”
柯勒律治的文学及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于1817年出版的巨著《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书中，柯勒律治分析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谢林的文学、哲学思想，解释了他对于想像力的理解，考察了格律与华兹华斯的诗，并首次提出“暂时信以为真”（suspension of disbelief）等概念。
相较于新古典主义“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即要求戏剧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同一地点并从属同一主题）对作家的限制，柯勒律治把想像置于理性之上，重视想像力对诗人超越、操控时空的作用。他认为想像力具有“统一事物，同时化为万物的力量”，是对时空的自由操控，诗人由此获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超越，创作出“想像的场景”，激发读者内心情感，为人的心灵世界打开了新的天地，并对自身进行表达。柯勒律治把想像分成一级和二级，第一级想像是所有人共有的，供我们察觉和认知世界。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能力，可以理解为永恒的创造活动在有限的心灵中的重演，因而重复著具有神圣意义的创作行为。第二级想像让个体超越第一级想像，不仅能察觉关联，更能创造关联，也是催生诗歌和其他艺术的创造动力。同时，他还区分了想像（imagination）与幻想（fantasy），认为想像实际上是带有某种逻辑的创造力量，并非人们理解的纯感性的观念；想像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某种整体性感受，它超越感性／理性的对立，将彼此矛盾、冲突的东西融合，由此产生新的认识，拥有一种“塑造统一性”（esemplastic）的力量。
而“暂时信以为真”（suspension of disbelief）则是指，读者愿意暂时放下批判的能力，相信诗中一些超越真实的东西。柯勒律治认为，如果作家可以将人类的兴趣（human interest）和真理的外表（a semblance of truth）灌注于故事之中，那么读者便会暂时停止对可信度的评判，仅仅关注于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叙事。柯勒律治在此暗示了诗歌对人类经验的忠实，正如他不懈地以诗句创造著令人沉迷的奇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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