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叛逆而忧郁，拜伦式英雄 (04/19)

作者｜胡雅雯

在诗坛他极尽讽刺，为自由他叱咤风云；罗素称他的性格“暴烈的像大雷雨”，他也一路高歌放荡不羁爱自由，凭实力获得“十九世纪的浪子”之名——他便是英国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拜伦。1824年的今日，拜伦留下未完成的长诗《唐・璜》，病逝于希腊军的军帐中。他将一生献给诗歌，更献给对自由的追逐；他曾说：“我只有两种一成不变的情调——对自由的强烈热爱，和对说教的憎恶。”

自由，绝对的自由

1788年1月22日，拜伦出生於伦敦一个落没贵族家庭。普遍认为，先天跛足、父亲早逝、母亲性情乖戾造成了他日后敏感、尖锐的性格，这固然没错，但却只道出了一半。事实上，拜伦勇敢而放荡的个性无不体现著对双亲家族的继承性。

拜伦父母的结合，是典型的痴情女恋渣男的故事。母亲凯瑟琳・戈登出身苏格兰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身上有著戈登家族的暴烈性格，行事全凭冲动，也极有勇气。父亲放荡成性，无度挥霍著母亲的财产，最后客死他乡。幼年丧父，使拜伦蔑视一切权威，也绝不承认顺从别人是自己的职责。十岁成为拜伦勋爵（Lord Byron），十三岁进入哈罗公学，他身上复杂的魅力开始展现：独立不羁，勇气非凡；好斗，不会说谎，犹如中世纪骑士；知识渊博却懒惰散漫。

1805年进入剑桥大学后，拜伦开始写诗。180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懒散的时日》，受到批评家的讽刺、挖苦，他当仁不让，撰写长篇讽刺诗《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进行回击。除了诗情与才华，反对权威、崇尚自由是他生命的另一条主线，因此，他从政的愿望甚至可以排在诗歌之先。由于出身贵族，大学毕业后，拜伦获得世袭议员席位；1812年，他发表反对《织机法提案》（Frame Work Bill）的演讲，为工人阶级辩护，这成为他与统治阶级的首次正面交锋。尽管这次演讲仍然没能阻止议会通过这项血腥法案，但拜伦对于革命的热情和对正义与自由的追求从未停止。随后，他离开英国，在意大利支持烧炭党运动；又奔赴希腊，参与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病逝后，希腊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给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句号。

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 招展著，就像雷雨似地迎接狂风； 你的号角虽已中断，余音渐渐低沉， 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嘹亮的声音。

英雄，拜伦式的英雄

带著如此浪漫的性情与磅礴的热情，拜伦在十九世纪文坛注定要发出最强音。因为，催生浪漫主义的两条主线，仿佛冥冥之中与拜伦生命中最鲜明的个性暗自相合。德国古典哲学对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强调，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的畅想，卢梭对个性解放和返回自然的主张……都促使浪漫主义思潮涌现，而这些因素也恰恰都浓缩在拜伦的身上。他在诗中自由地表达著自己对哲学、政治、艺术的看法，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句里彰显反抗精神；他渴望英雄，也塑造著英雄。

1811年，在游历欧陆的归途，拜伦写下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前两章。一年之后，一经发表，震动欧洲诗坛。他自己形容：“我一早醒来，一夜成名，成为诗台上的拿破仑。”在这首以政治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的诗中，叛逆、忧郁的主人公恰尔德・哈洛尔德成为“拜伦式英雄”的雏形。所谓“拜伦式英雄”便是指他笔下那些勇敢倔强、对现实不满，挑战权威的人物。同时，这些人物身上又具有高傲、孤独、忧郁的个人主义特征和悲观情绪。因与拜伦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性格相似，所以以其冠名。这些人物亦见于组诗《东方叙事诗》、哲学诗剧《曼弗雷德》及《该隐》中。他们的叛逆不止是对权威与社会习俗，最终还上升到了对命运的叛逆。例如：哈罗德以远游的方式叛离社会，曼弗雷德以死亡向人类宿命挑战，该隐激烈地反叛上帝等。同时，这一类人物又带有悲剧性。如曼弗雷德背负所有罪孽，独自以毁灭的姿态抗拒命运，成为拜伦笔下最成熟也最典型的英雄形象。正是这些英雄身上的反叛、真诚与责任感，折射出了人类的激情与理性。

讽刺与挑衅是拜伦诗歌的另一特色。《唐・璜》（Don Juan）是拜伦未完成的诗篇，取材自西班牙传说。拜伦在该诗〈敬献篇〉一开始就攻击了“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和其他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认为他们已经变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他亦认为，这首诗中的英国人物都是以自己认识的人为原型。对于这首其最优秀的长诗，拜伦曾表示，自己从揭露那些人的虚伪中，得到了极大乐趣。

桀骜不驯又富有正义，兼具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在风暴中以诗句和行动呼喊著“要自由”，这是拜伦留给时代的侧影，而这形象在当今似乎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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