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弥尔：两个世纪的英美思想发展，仿佛都成了他的注脚
约翰・史都华・弥尔（John Stuart Mill）在1806年5月20日生于英国伦敦，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最重要的代表思想家，其研究方向包含了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与逻辑学，直接奠基了现代英语世界的哲学走向：罗素、波普尔、罗尔斯、辛格，甚至是经济学家凯恩斯与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无一不举弥尔为其思想来源。弥尔之后，两个世纪的学术发展仿佛都成了他的注脚。
怪兽家长与天才儿子
弥尔出生时，正值英国践行重商主义方针的乔治王时代，当时政府一方面维持入口货品的高关税政策，另一方面又用军事殖民的方法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及廉价原料来源地，以增加国内的贵金属储备。英国因此打了数次大仗，包括爱尔兰起义战争、拿破仑战争及美国独立战争。虽然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败，损失了北美洲的殖民地，但在亚洲及非洲都战胜了最大的竞争者法国，打好了后来维多利亚女皇的崛起基础。正如今天难民问题是学者的关注重点，殖民主义作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状况也备受思想界争论，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休谟、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史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效益主义的开创者边沁，以及约翰自己的父亲詹姆斯・弥尔（James Mill，1773—1836）都参与其中。
作为李嘉图与边沁的莫逆之交和思想盟友，詹姆斯・弥尔亟欲发扬效益主义及政治经济学，因此对儿子执行“天才培养计划”，苛刻得恐怕连今天的怪兽家长也望尘莫及：约翰从未入学读书，但自三岁起在父亲的教导下学希腊文，八岁已经熟读伊索寓言、色诺芬以及柏拉图等古希腊经典，并且开始学习拉丁文、数学、物理学以及世界历史。到十四岁时，他已学好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哲学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约翰从小被禁止结交同龄人，免得感染他们的幼稚思想，但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玩乐时间——读《唐吉诃德》。詹姆斯的计划非常成功，还不到十五岁的少年约翰已经常常被李嘉图邀请去讨论经济学，甚至帮助父亲编写教科书。詹姆斯认为十七岁的约翰已经学有所成，于是把他安置到东印度公司，在自己手下工作。约翰既受父亲的全面教育，又在父亲的庇荫下苦干，真可谓由起跑线赢到终点。
哈莉特之恋
怪兽家长逼疯孩子的惨剧时有所闻，但若果只算哲学界所发生的，那弥尔父子可能还是首宗个案。约翰・弥尔在20岁时几乎精神崩溃，他发现自己除了冷冰冰的逻辑学与经济学知识外，没有一丝情感满足，从小缺乏娱乐与玩伴更使他觉得自己心灵有一道深深的缝隙。弥尔在晚年的自传写道：“我当时自问，假如我人生的全部目标都在此刻成真，我会因此得到无穷快乐吗？我的自我意识压不住叫喊道：不会！”弥尔终生摆脱不了情感压抑，但有三样事物令他免于堕入疯狂：浪漫主义文学、法国启蒙思想以及与哈莉特的关系。弥尔在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Wordsworth）以及歌德的作品中真正感受到快乐——这种情感对曾经的他来说不过是效益主义的逻辑规定罢了；而在法国启蒙思想中，弥尔找到大量灵感，刺激他进一步思考如何建设更完满的人类社会。
真正深刻改变弥尔的并非任何文本或思潮，而是爱情。弥尔24岁时在宴会上结识了哈莉特・泰勒（Harriet Taylor），二人很快就因为对方的才华而互相倾慕。哈莉特是激进的女权分子，弥尔自己也压根没有一丝男性沙文主义气息，视她为灵魂伴侣。但是，这位年仅23岁的女士已是二子之母，其夫为年长二十岁的成药商人约翰・泰勒。情感不丰的弥尔也使不出什么勾引手段（据他自己说，哈莉特是他唯一认识的女人），只是让哈莉特读自己的论文，以及以朋友的身份拜访她。现在没留下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理解泰勒先生的想法了，但是他对弥尔与哈莉特的关系表现得相当大方：弥尔几乎每夜拜访，他不单不生妒意，还会只身去俱乐部让他俩私聊。这种三角关系维持多年，直到泰勒先生死去两年，已经45岁的弥尔才与哈莉特结婚。在哈莉特的影响下，原本就信奉平等主义的弥尔不断为女权辩护，大力支持给予女性投票权、教育权、避孕权。弥尔更认为自己其中两部最重要作品《论平等》（On Liberty）与《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都是借鉴哈莉特的思想。
帝国主义的辩护人
弥尔的哲学以自由主义与效益主义著称，他对平等权利的论述到今天仍然是最多人参考的典范，致使人遗忘他同时是大英帝国的辩护人。19世纪的英国仍然奉行重商主义，王室与政府都认为透过高关税政策以及垄断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就可以增加本国财产，国内过剩的人口也可以透过殖民落后地区来消减。弥尔的父辈思想家，比如史密斯与边沁都反对殖民主义，因为英国既要在经济上负担极重的管理与保护殖民地费用，又严重妨碍殖民地自身的各样发展，更连连引起各地战争。在弥尔之前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殖民主义是英国的长远拖累，在道义上也毫无正当性。就是从逻辑规定来看，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而殖民主义本质就是压迫其他民族来增加自己的收益，两者本来就是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
偏偏在弥尔的著作中，我们不单能找到提倡自由主义的论述，也同时找到为帝国主义辩护的最清晰理论。即使在《论自由》中也有这样的段落：“（自由主义）这一学说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专制体制是一种对付野蛮人的合法统治形式，只要目的是改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也由于实际上实现了这个目的而得到证成。”弥尔也认为印度与中国虽然有比英国更长远的文化和历史，但与英国相比都是落后野蛮的民族，因此英国对他们的专制统治，不单能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更是对这些“野蛮人”的教化与供养。弥尔一方面认为人类绝对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做伤害自己的事，而代议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制；另一方面又相信所谓落后民族唯一要做的就是服从君主。当然，这种思想矛盾与混合并不足以推翻他对女性平权、民主制的贡献，但回看这个全面、真实的弥尔将会动摇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片面看法，思考它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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