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思考作为方法（下）：现代性外部的解殖选项｜李柏翰

撰文：李柏翰

出版：2019-03-01 20:30更新：2019-05-03 18:42

作者｜李柏翰

上文中我们谈到了解殖理论对现代性的想像与重构，这其实也呼应了解殖学者经常呼吁要重新思考疆界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当代”的身分认同、国族情感，这些都与殖民的遗绪有关。简言之，就算无法在现实政治中完全解消国家（或有其难以否认的物质性需求），在思考上亦应尽力抵销专属“国家”的知识。

边界思考作为方法（中）：反抗“疆／域”认识论

在前两篇中，我们讨论过发展研究里“依赖理论”的不足、社会研究里“后殖民理论”自我再殖民的潜在危险，以及当代区域研究中文明、种族、国家等“领域型／边疆型认识论”是如何复制殖民性的。本篇将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其以“国家”同时作为行动主体（subject）与分析对象（object）的矛盾。

当今的世界秩序已然多极（multipolar）且不可逆，所以问题在于：多极的国际关系对在地人们的生活有甚么影响跟启发？当后殖民的解放力道出现瓶颈，当后殖民社会形成国家，甚至是权力的“某一极”时，殖民的知识（包括民族—主权—领土—疆界—他者—对抗，一系列共构的论述系统）其实只是影响更深。

就“与殖民权力矩阵脱钩”而言，国对国的方式就是反西化（de-westernisation），比如今天许多新兴国家在干的事，试图建立国际关系中、国际法外的另类话语及秩序。但这终究不是解殖性，而人们也无法“解殖”国家，国家也无法“被解殖”，因为国家的存在及其知识，本身就是殖民世界观的产物。

殖民者的“国家”知识及其世界体系

从解殖国家知识著手，学界已有人开始重新叙述历史，颠覆“欧洲公法”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像是第三世界方法论（TWAIL），比如葛罗佛基（Siba Grovogui）2006年出版的《欧洲中心论与无政府状态以外》（Beyond Eurocentrism and Anarchy: Memori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葛罗佛基《欧洲中心论与无政府状态以外》（Beyond Eurocentrism and Anarchy: Memori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stitutions）

就“第三世界”来说，殖民权力矩阵大约形成于16世纪，基于两个假设：其一，在美洲被发明／发现之前，没有所谓的世界体系。美洲大约是在15世纪末被“整入”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想像系统中，以解释地理与历史存在巨大断裂的事实。其二是，美洲的存在及并入，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型态的发生。

由此出发，有种解释是：若非“世界体系”出现，则无“资本经济”；而世界体系的知识建构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成就之一。此外，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重农主义和苏格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现前，世界上是没有经济理论的。市场和商业活动本就无所不在，但在“新世界”出现前，人们还不需要经济学。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济一直都是殖民权力矩阵的一部分。比如对英法而言，文明使命（civilising mission）以及抽象的“进步”（progress）概念都是连结国际与国内社会的关键，互为因果。战后美国的杜鲁门政府才把“进步”诠释为发展，从此经济原本为社会的一部分，转变成社会是经济的一部分。

来自“西方”的现代知识及其殖民性

那么种族主义（racism）的角色是甚么？秘鲁社会学家奎哈诺（Aníbal Quijano）曾说明，认识论的支配（epistemological domination）是近代殖民统治的根本特色，这一切得透过定义、分类不同族群来运作，而种族主义就是族群（ethnicities）的种族化（racialisation）、本质化，以便建立阶序。

因此，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前提，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隐藏条件，所以种族主义不只是政治上、法律上的歧视，更是知识论的排除，取决于掌握知识生产的运作机制。延续奎哈诺的批判，阿根廷女性主义思想家卢贡涅丝（María Lugones）也类似地提出“性别（知识）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gender）。

阿根廷女性主义思想家卢贡涅丝（María Lugones）

从这角度来说，尽管西方帝国们有一天消殒，西方知识也不会消却，因为全世界都在延续它的创造力——从资产累积到发展主义到国际贸易，从民族国家到主权主义到全球治理，从种族到国籍、从性别到阶级，连结所有世界（all worlds）的符号是领土与疆界，从陆海空到虚拟的互联网世界：现代性即殖民性。

那么，难道我们要反对一切现代性吗？这不是解殖理论的重点。源于边界思维的“解殖性”是一种反身性、一个分析工具、一个认识论、一种生命经验，它不是不负责任的学术生产，没有要与世隔绝，更不是鼓吹反智主义。或许就像是米格诺洛所倡议的：解殖只是其中一个“选项”（decolonial option）。

不若当年批判理论源起欧洲内部的矛盾，是边界“内”发生的知识论危机，解殖理论是来自“边界上与边界外”（第二与第三世界）的反思与抗争。就像特洛丝坦诺娃（Madina Tlostanova）认为，苏联解体后的后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未进入后殖民状态（postsocialist ≠ postcolonial），反而使殖民性变得更幽微。

特洛丝坦诺娃（Madina Tlostanova）

米格诺洛表示，“解殖选项”的意思就是要跟“使命”（mission）做区隔——后者如基督教使命、开化使命、发展主义的使命、现代化的使命——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的扩张都出于一种求真意志（will to truth）进而成为“改宗”的意志（will to convert），而它们都坚信一体适用的普遍主义。

解殖性作为选项，或许可以这么定义：它向己身、向其他、向过去、向未来开放，因此复数的真相（truths）成为可能，而现代性也会自我解消、增生、多元化，所以能解释去西方化与再西方化（re-westernisation）并存的现象。但解殖选项在“国家”的范畴内是无法想像的，是排除在外的另类知识范式。

冷战不冷，解殖不只是反西方

回到后殖民的亚洲，各国都几乎看得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兴起，但同时也发现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的抗争运动在各国被严重抑制或污名化；这诡异且相互冲突的发展真的只能在主权国家系统中才能理解了。进一步而言，这就是殖民性／现代性的陷阱，原本“化外之地”的人们进到疆土，却丢失了边界思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丁立曾强调“传统冷战的藩篱”在东亚尚未瓦解，各国不该一边埋怨冷战，一边“延续冷战对峙”。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教授陈光兴则主张，因为殖民史与冷战的交缠建立了双重结构，其制约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情感上的内在矛盾，因而大和解（great reconciliation）无从发生。

若冷战从未结束，那它的现代性／殖民性也无从消除，对后殖民社会中的人则会产生思考的箝制。若此为真，那解殖论或许是另一个思考进路的“选项”。当今没有人活在殖民之外，要观察这权力机制只能由里到外，因为没有更外面了，那么关键就在于：你是站在“其中”的哪个位置看见并发言（enunc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