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塔里：被德勒兹效应遮蔽的思想家
作者｜黎子元
“瓜塔里研究”无疑正在成为一门当代显学。然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期似乎还只是摆在“德勒兹”旁边的陪衬，又或者总是由“D&G”（Deleuze and Guattari 的缩写）这个符号来笼统地指涉。思想界对瓜塔里的长期忽略是对他的亏欠。
德勒兹谈自己与瓜塔里的合作模式——【致日本友人书：我如何与瓜塔利一起游牧式写作】
经过一番书信往来，瓜塔里与德勒兹在1969年六月首次碰面是以瓜塔里那时候试图获得精神分析大师拉冈的赏识却遭遇冷落为背景。而这次碰面之前，瓜塔里已经从德勒兹同年出版的两部巨著（《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The Logic of Sense》）的论点中获得灵感，在巴黎作过题为“机器与结构”的演讲。至于德勒兹则对瓜塔里谈话中关于精神疾病、疗养院实践，以及拉冈理论等内容十分感兴趣。他们一见如故，随即发生“连结”，两人超过二十年（1969-1991）相互交错的思想生涯就这样开启了，真是不可思议！这段思想生涯为后世留下了《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 1972）、《卡夫卡》（1975）、《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1980）、《什么是哲学？》（1991）等非比寻常的哲学名著，也留下了无数谜团，例如两个禀赋迥异的思想家如何协作？如何分辨他们合著作品中某个段落是出于谁的手笔？到底谁影响了谁？而瓜塔里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发展则更是一个谜中之谜。
随著瓜塔里生平研究的逐步开展，以及他的著作和手稿近年在英文世界陆续编辑出版，读者终于有机会更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核心概念及理论模型。如今我们可以断言，最初是瓜塔里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连结起来，后来 D&G 经常使用的概念如“机器”（machine）、“横越”（transversality）是瓜塔里提出的，以“群体”（group）的理论视角来批判精神分析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也是瓜塔里引入的基本理论立场。而瓜塔里对拉冈精神分析理论的猛烈攻击，也让“反对伊底帕斯三角模型（父—母—子）”、“反对精神分析在家庭概念上的化约主义（家庭=现代核心家庭）”成为《反伊底帕斯》的重要主题。这些理论构想的其中一个经验来源就是瓜塔里在非正统精神病疗养院 La Borde 的临床实践。他在这里工作直到1992年心脏病发作离世。
瓜塔里其实是一个行动者，而并不像德勒兹那样擅长从事理论著述。在疗养院他每日与精神病患群体共处，而德勒兹对精神病人则完全无法容忍。瓜塔里在 La Borde 的同事 Jean-Pierre Muyard——也正是他促成了瓜塔里和德勒兹的会面——就曾将瓜塔里描绘为如同患有多动症的儿童那样不受管束，这甚至使他感到厌倦。所以《反伊底帕斯》的写作过程对于瓜塔里而言肯定是一种折磨。完稿之时，不同于德勒兹因找到了一种新的哲学风格而欣喜，瓜塔里则觉得自己陷入空虚，被这本书所“过度编码”（overcoded）。在尚未开始写作《千高原》的间歇期，瓜塔里便把精力投放在与文化、政治议题相关的社会运动。在1980年代，德勒兹也许正安坐大学办公室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瓜塔里则多次访问了日本，与当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作思想交流，成为一位国际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到了1980年代末，德勒兹声名日盛，而瓜塔里则陷于低潮。人们常常只谈论德勒兹而大有“去瓜塔里影响”的企图。尽管两人的会面减少，彼此也保持沉默，但毋容置疑，德勒兹和瓜塔里仍然是一对伴侣——有人回忆，在某一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夜，德勒兹就赶往瓜塔里家，坐到了这位形单影只的老友身边。如果就像他们在协力写作时那样，“两个已经是一群”，想必那个在电视机前观看球赛的夜晚，瓜塔里便不会感到寂寞了吧。
参考书目：
Felix Guattari, Lines of Flight: For Another World of Possibilities, trans. Andrew Goffe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e &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Columbia. 2011.
Eric Alliez & Andrew Goffey (eds.), The Guattari Effect, Continuu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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