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分裂症和社会（下）：作为过程的分裂症

（二）作为过程的分裂症

第一部分 精神分析和“分裂症”家族

问题有两个方面：分裂症不确定的外延，和构成整体上的分裂症的症候的本质。症候的本质让它们很难系统化或整合为一个容贯的和稳固的可定域实体。它们在缝隙处分崩离析了。分裂症就是在任何地方都紊乱不堪，不停地避开自身的综合症。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用主要的两极来概括了他的早发性痴呆的概念：（1）青春期分裂症是后青春期的精神症状，展现出崩溃的现象；（2）作为呆滞形式的僵直症具有肌肉活动上的问题。1911年，尤金・布鲁勒（Eugene Bleuler）创造了分裂症一词，他强调的是关联功能的碎片化或功能性紊乱。最重要的紊乱就是它们之中缺乏任何关联。但这种碎片化的联系也是人的解体的一个负面产物，与实在的分裂，内在生命具有了某种有限性或自治性，让内在生命成为严格的自我封闭的东西（布鲁勒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步步地强调的是：“我几乎是在说，原初的紊乱一开始是应用在内在本能的生命之上”）。似乎从其呈现的状态来说，精神治疗在试图建立分裂症的在动因和症候上广泛统一的意图，几乎没有甚么成就，反而在整体上的紊乱人格中发现了它，所有的症候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更有前途的是尤金・曼可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尤其是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vig Binswanger）作出的努力，他们在“在世存在”的心理形式上寻找它的统一，寻找它的空间化和时间化（“跳跃”、“旋涡”、“皱缩”、“淤塞”）。我们也不要忽略吉塞拉・潘可夫（Gisela Pankow），他将分裂症锁定在身体形象中，使用了时间和空间的实践方法来重新祛除人格紊乱的分裂现象，并让精神分析可以治疗它（“修复身体形象上被破坏的区域，成功地接近家族结构”【注5】）。

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将分裂症看成具有某些经济特征的东西，像这样，不是将它还原为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间隙性或破坏性的特征。这些否定性的特征包括了在一个预设的结构中分裂症导致的亏空和紊乱。不可能说，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逃离这种本质上十分消极的角度，因为精神分析与分裂症有著暧昧不清的关系。一方面，精神分析意识到它诊断的材料来自于精神疾病（对于苏黎世时期的佛洛伊德来说就是这样，对于梅兰妮・克莱因和雅克・拉冈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因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是根据神经现象来调整的，如若要发现一条通向精神疾病的门径，会经历十分严重的困难。佛洛伊德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区分：在神经症那里，现实原则受到保护，换来的是“情结”的压抑；而在精神疾病那里，情结在意识中显现，换来的是逃离外部世界的力比多导致的对现实的摧毁。拉冈的研究提出了神经压抑（包括“所指”）和精神排斥（这是象征秩序中处在“能指”层面上的操作，这是结构上的一个洞，一个空位置，它导致了在象征界之中的被排斥的东西重新在真实界中作为幻觉出现）之间的区别。现在，分裂症是这样的人，即他不可能认识或处置他自己的欲望。如果精神分析师问道：允许精神分析机制来“接管”他的分裂症所遗失的东西是甚么，那么否定性的角度就得到了巩固。

分裂症中所遗失的东西有可能正好是伊底帕斯（Oedipus）那里的某种东西吗？从最早的阶段开始，它是否是弑父娶母情结（二者都可以解释俄狄浦斯结构上存在著裂隙）的变形？依照拉冈的说法，摩德・曼诺尼（Maud Mannoni）提出了“对父亲能指的原初排斥”，这样“伊底帕斯的角色就到位了，但如果将各种结果并列起来，就存在某种类似于空位置的东西。这个空位置仍然十分神秘，开启了欲望所引发的焦虑”【注6】。然而，并不十分确定一个毋庸争辩的家族结构，是否就是分裂症的好的衡量单位，即便这个结构延伸到三代人，包含了祖父母。研究“裂殖”（schizogènes）家族，或家族中的裂殖机制，是传统精神治疗、精神病学、精神分析、甚至反精神治疗的共同特征。他们工作中令人失望的是，他们都引用的机制（例如，格列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双盲或同时遗漏了两种彼此对立的资讯秩序：“做这个，但不要做这个……”）事实上是所有家庭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平淡淡的部分，没有让我们弄明白分裂症的生产方式。即便我们用一个父亲作为隐喻，或者以父亲之名成为与语言共存的能指，让家族参照系具有了特有的象征权力，我们仍然无法逃脱狭隘的家族话语，其中，分裂症是通过预设排斥某个能指来否定性地界定的。

第二部分 突破走向“更多的实在”

奇怪的是，分裂症何以不断地回到并非它们自己的问题上，这一点十分明显：父亲、母亲、法律、能指等等。分裂症并非如此，也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分裂症缺少某种他并不涉及的东西。贝克特和亚陶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我们应该使用艺术家或作家拥有的观念，他们对分裂症的洞见比精神治疗师和分析师要深刻得多。一旦我们用否定或匮乏的术语来界定分裂症（如紊乱、失去真实、自我中心主义、排斥），以及当我们用家族结构（这种匮乏就出现在家族结构中）来塑造分裂症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事实上，谵妄现象绝不会再生产出以匮乏为中心的家族传说，即便从虚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相反，谵妄是历史的溢出，是普世历史的随波逐流。种族、文明、文化、大陆、王国、强权、战争、阶级和革命都混杂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需要深入研究谵妄。在谵妄中，你们发现了黑人、犹太人、中国人、蒙古人，雅利安人。谵妄是由政治和经济组成的。没有理由相信谵妄表达的东西仅仅是其展现出来的内容。谵妄表达的是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欲望得以流动到整个社会历史领域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无意识欲望囊括了它无法化约的物件。即便在家族问题上的谵妄式的交流时，贯穿于家族的洞、切口、流溢，并将其视为裂殖，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超家族的，导致了整个社会领域都被卷入到无意识决定当中。正如马塞尔・雅阁（Marcel Jarger）说得不错：“无论精神治疗的大师在想些甚么，精神病人所说的东西都不仅仅是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个体的精神紊乱。在其所有方面，疯癫的话语与另一种话语相关联，即历史话语、政治话语、社会话语、宗教话语，说的是每一个东西”【注7】。谵妄并不是围绕父亲之名，而是围绕著历史之名构筑起来的：专名。仿佛分裂症在无器官身体上（我感觉到我在生成……）穿越的强度的区域、界槛、梯度，是由种族、大陆、阶级、人格等专名来决定。这并不是将分裂症等同于人。相反分裂症借助专名，辨别了无器官身体上的那些层面和区域。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肯定的词语来描述分裂症。“紊乱”、“自我中心主义”、“失去真实”，对于那些想要压制分裂症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词语。“紊乱”是一个很贫乏的词汇，指的是那些组成了特殊的分裂症机器的元素的状态——我们可以从肯定的角度来确定分裂症机器——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快意识到缺乏关联所担当的机械性角色。“自我中心主义”也是一个贫乏的词汇，它指的是无器官身体以及它之上所有的流溢，这与脱离现实的内在生命没有关系。“失去真实”，我们如何评价那些在一个无法支撑的点上接近真实的人（亚陶在他的《神经仪器》（Le Pèse-Nerfs）中写道：“这种感受，与心灵相关联，打破了物质的声音”【注8】）？与其从给人带来巨大摧残的浩劫来界定分裂症，或者从结构上出现的洞和裂缝来解释分裂症，我们不如将分裂症理解为一个过程。当克雷佩林试图提出他的早发性痴呆概念时，他并不是从动因或症状来界定，而是将其看成一个过程，一个发展和中断的过程。不幸的是，他将中断状态视为整体的明显崩溃，为了让病人的自然生命得以安宁，他主张将病人关起来。今天卡尔・雅思佩斯和隆纳．莱恩（Ronald D. Laing）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过程的观念：断裂、迸发、突破，它摧毁了人格的连续体，让它走上“更为真实”的旅程，有强度的和恐怖的旅程，它遵循的是同时吞噬了自然和历史，有机体和精神的逃逸线。这就是为甚么分裂症的器官－机器，无器官的身体，以及身体互动的强度流，导致了机器与飘荡不定的历史之间的关联。

现在我们看到偏执狂与分裂症之间的差异（即使分裂症的形式往往会被贴上偏执狂的标签）：偏执狂“我－不想－留下－你－一个人”和分裂症“让－我－一个人”，偏执狂组合了符号，分裂症则是机器装置，偏执狂有巨大的整体，分裂症只有细微的多元性，偏执狂有著巨大的反应综合的领域，分裂症只有积极的逃逸线。如果分裂症似乎就像今天社会的病症一样，那么我们不应该寻求将我们的生活方式一般化，而是要寻找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本质的机器。我们的社会不再在符码和领土基础上起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在广泛的解码和解域化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与恢复符码，重新创造领土而疯狂的偏执狂不同，分裂症不停地走向自我解码和自我解域化运动（这就是分裂症的突破，旅程或旅途，它们的过程）。分裂症就像我们社会的界限一样，不过是一种被回避的界限，总是被放弃。莱恩理解了分裂症的真正问题所在：我们如何突破（breakthrough）一个不会崩溃（breakdown）的东西【注9】？我们如何可以阻止无器官的身体在紧张性僵直症中彻底停摆？谵妄的敏感状态如何克服其伴生性焦虑，不会让位于一种慢性的耗竭状态（我们通常可以在医院里看见这种状态，最终会陷入到完全崩溃的状态）？在这个方面，医院里常用的条件，以及在家庭里的条件，都不太令人满意。似乎正是医院化，家庭化恰恰产生了自我中心主义和失去真实的症状。生命化学的力量如何以这种方式与分裂分析相结合，让分裂症不会变成其对立面，也就是说，将分裂症的禁闭起来？用何种组织，甚么样的团体来做这个事？

注解：

注5：Gisela Pankow, L’Homme et sa psychose, Paris, Aubier-Montaigne,1969, coll. « La chair et l’esprit», IV, A., p. 240.
注6：Maud Mannoni, Le Psychiatre, son fou et la psychanalyse,Paris, Seuil, 1970, p. 104.
注7：Marcel Jeager，«L’Undergrowwd de la folie » in Partisan, fevrier 1972.
注8：Antonin Artaud, Le Pèse-nerfs in Œuvres complètes, I, Paris, Gallimard,1956, reed. 1970, p. 112.
注9：Ronald D. Laing, La Politique de l’experience, Paris,Stock, 1969, p. 93. 文中的英文“breakthrough”和“breakdown”，是德勒兹的原文用词。

* 本文出自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vol. 14，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1975, p. 692-694. 德勒兹著，蓝江译。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激进阵线联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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