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罗生门,我对世界有漠然的不安
如今重读芥川龙之介,和上个世纪读他的作品,会有甚么分别?
自1916年芥川龙之介踏进文坛至今,直到1927年他仰药自杀,只短短维持了11年,然而他的作品却流传极广。“罗生门”概念、《南京的基督》批判宗教及社会、《鼻》的矛盾,都几乎是大学文学课程的必修内容。2014年英国《The Daily Telegraph》刊登了史上十佳亚洲小说,芥川的《罗生门》排列第三。(注意,并非描写杀人故事的《竹林中》,而是描写破庙恶人的《罗生门》。)
“其作品经受住了被剥离写作语境的暴虐。”是外文译者对于芥川文学的评语,早在上世纪初,鲁迅等中国作家已翻译与研究芥川的小说。一百年后的今天,日本有学者尝试以国际视野重新评估芥川,他不再只是“大正时期”的日本作者芥川龙之介,而是国际作家芥川龙之介——甚至与卡夫卡并列。这一切的一切,也得从芥川初入文坛的那一刻说起。
《罗生门》与《鼻》——大正五年
1892年3月1日,芥川龙之介生于东京市,原名新原龙之介。在出生七个月后,母亲精神病发,并在他十岁时身故。在她发狂后,芥川被送到舅父芥川道章家中收养,十二岁时过继为养子,改姓为芥川。母亲的精神病与身亡终其一生影响芥川,使他深怕自己遗传了她的失常。这种恐惧直到他仰药自杀时仍深深困扰著他。
小学时期芥川已阅读传统日本文学,江户、明治时期的作品都不会落下,他甚至开始阅读中国的《西游记》、《水浒传》等。中学时期他的读书量更是大增,从当代的夏目漱石、森鸥外到外国文学翻译都有涉猎。他尤其喜欢的是法国文学,其中唯美而神秘的文风以及颓废浪漫的触觉非常符合芥川的喜好。在那时,芥川已有强烈的厌世倾向,此后在他的作品中可见一斑。
1913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后,他和他的好友菊池宽等人一同创刊了《新思潮》,让他坚定了写小说的心。在1915年他已发表《罗生门》,却未引起注意。翌年,亦即是大正五年,他发表了《鼻》。就是这篇小说,让当时已是文坛泰斗的夏目漱石特地写信给他:
像《鼻》这样的东西,今后写个二、三十篇,就会成为文坛特异的作家。不过,光是《鼻》恐怕很多人看不见吧!
在书写《鼻》的前一年,芥川已和久米正雄拜访过夏目漱石,参加了他的“木曜会”(逢星期四举行的聚会),此后成为漱石门生。在《鼻》受到漱石激赏后,他开始声名鹊起。
《鼻》的故事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节,讲述了一个鼻子异常长的寺庙内供奉(宫殿里的高僧)禅智,年过五十了仍为这个畸形鼻子自卑。整个京都无人不晓这个鼻子:一路垂到下巴去,吃饭时还得让徒弟用木条把他的鼻子挑起,一不小心就会跌进饭里。故事的第一部分著重描写禅智心理的敏感脆弱,连颂经也帮助不了他。
后来,一个从中国渡海来的名医告诉了他一个妙方,只要把鼻子用热水烫过,再让人用脚在上面用力踩就能让鼻子变短。故事的第二部分讲述的就是禅智真的试了这个方法,鼻子也真的变短了。正当他心情大好,不再自卑之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嘲笑他,比以前还要厉害。芥川写下一段:
人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人皆有恻隐之心,对旁人的不幸总会寄予同情,然而当事人设法摆脱不幸之后,却又心有不甘,不知怎地让人觉得帐然若失。说得夸张点,甚至会希望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乎,态度虽然消极,却不知不觉对那人怀起敌意。
简称看人仆倒最开心,最好不要站起身。在被变本加厉的嘲笑后,禅智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以至于后来见人就骂。这个时候,他无比懊悔让鼻子变短了。然而,在一觉醒来后,他的鼻子神奇地恢复了。他一下子愉悦起来——就因为他再次回复了畸形。而这下子,他感受到了和鼻子变短时一样的畅快心情。
芥川的完全转型
一般而言,芥川龙之介的评论者会把他的文学创作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为1915至1920年,后期为1921到1927年他逝世这七年。两个时期最大的分野是前期芥川强调故事性,追求完美的故事情节,并吸收古典素材,如《鼻》是前期作品,京都、供奉、鬼怪乱神等要素都有从古典借鉴的成份,并以故事讽刺了当今世人;而后期的芥川则是完全不同,创作取材自现实生活,并追求艺术性与电影感,写下如抒情诗一般的小说。正如他后期所说:“我不认为没有故事的小说或是没有像样情节的小说是最佳之作。但我认为这种小说可以存在。”
1921年,芥川从中国旅行回国后写了《竹林中》。这部小说的风格显然是前期作品,它是以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在《竹林中》后,芥川转向书写现实生活题材,并开始描绘自己的内心思想,代表作有《河童》等。
作家改变写作风格是常见的事,可以因为不同时期关注的文学流派不同而改变,也可因个人经历而改变。但像芥川这样,完全颠倒了以往的写作风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不常见的。有说芥川后期因为惧怕自己会像母亲一般发疯,精神状态不稳定导致他难以创作。也可能是在同一时期,他的好友如菊池宽等人都转向书写通俗小说,对他的转向也有一定影响。
其实芥川小说的转型并不能仅仅归因于受亲友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开始兴起了“私小说”,即一种以家庭、亲友、琐事等为题材的“告白式小说”。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就被不少论者认为是早期的私小说。在这种大潮流下,芥川也加入了私小说的创作,从而由古典小说范式转向现代写实主义。此外,他的小说还借鉴了电影理论,以大量跳接的书写模仿艺术电影中的诗意。
我这两年左右一直思考死亡——漠然地离世
终年35岁的芥川龙之介,生命历程比兰波与普希金还短(两人皆殁于37岁)。1927年他在《新潮》发表〈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与谷崎润一郎笔战,针对只是情节有趣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问题展开讨论,并重申没有情节的小说仍然具有艺术之美的主张。就在这年五月,他的好友宇野浩二发狂。他深受打击,同时不断想及他的母亲当年发狂的场面,忧心自己也遗传到这种疾病。
1927年7月24日早上,芥川的妻子发现他呼吸急促,脸色铁青,最终于当天逝世。那时,他的枕边放著圣经、遗书与遗稿。他的手稿这样写:“我这两年左右一直思考死亡”,并隐然有“漠然的不安”。在他逝世八年后,菊池宽在《文艺春秋》提出设立“芥川赏”。后来的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村上龙等名作家便曾获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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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小林秀雄提出过芥川之死是时代的悲剧:“他停止了人格的形成,成为了一种现象”。芥川所身处的大正年代,实为日本现代化极为急促的时代,那时西方思潮大量流入日本,导致了现代化进程。这个时代的芥川使用历史题材介入现实,针贬那时的社会环境。《罗生门》就是代表作,罗生门从富丽堂皇到荒废,武士没有目标,变得迷茫。故事最后,武士就下定决心跑去当强盗。
那么,在2017年该如何重读芥川?最近法国哲学家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在专访中说:一种尚未走出危机的普世主义遭遇另一种刚刚进入危机的普世主义,这正是人们的对峙充满火药味的原因之一。套用到芥川龙之介的时代上,仍有它的合适性,日本当时尚未走出危机的传统思想,加上日本现代化时所面对的西方价值,使这个国家变得充满危机。在《罗生门》里,一个破坏败落的古庙,一个最终因痛苦而选择成为强盗的武士,正是无法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表现。先不说芥川临终前与谷崎润一郎的文学流派对抗,就连前期后期的芥川之间,也有极其严重的矛盾。在那个时候,芥川和谷崎的对抗已上升至新旧两种文学价值的对抗,这种分裂与挣扎,是处于时代交接的人所必经的阵痛。当现代化与古典同时进入芥川的文学观里,加上他个人的家庭与社交因素,凡此种种都导致他的人格扭曲。
处于现代化进程与新旧交替的日本作者们,诸如芥川、三岛由纪夫、太宰治、川端康成,都走上了自杀一途。他们处理不了自身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并以不同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芥川在〈侏儒语录〉里写的,“我们给予社会合理的外观,其实是因为其不合理——太过不合理了,不是吗?”芥川一百年前的洞见,如今看起来仍然深刻。现代化的进程来到如今,价值观仍然彼此冲突著,这是否造成一种使人忧郁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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