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
今年是太宰治的111年冥诞，1948年的今天太宰第五次自尽，他这次的自杀同伴是情妇山崎富荣，这次，他终于成功了。六天后的6月19日，即太宰的三十九岁生日，他的尸体被发现。当时太宰的最后作品《人间失格》已经完成、交予出版社，但还没有连载完毕。太宰晚年肺结核病缠身，但这恐怕不是太宰自杀的最大理由。
筑起否定性的人生
太宰的成长经历，对于形成他的否定性倾向有著决定性的影响。太宰本名是津岛修治，出身于青森县的名门望族津岛家，父亲是经营银行与铁路的大地主，亦是贵族院议员。以世人的标准来看，太宰应该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然而他却视这种出生为他一生的诅咒。津岛家有十一个子女，太宰排行第十，兄弟中排第六（倒数第二），而被忽视。母亲体弱多病，而兄长与姐姐众多，太宰童年都由乳母、叔母与女佣照顾，母亲是缺席的，后来连交集不多的父亲，亦在太宰的青年中去世。在这种成长环境之下，太宰变成一个异常脆弱与敏感的孩子。
太宰曾称家族没有出过思想家或学者，“只是个最最庸俗，乡下的大地主之家而已”，这样的太宰当然也自觉无法继承父亲与兄长的“成功”。然而直至长大后太宰都要继续受到家族的掣肘，不论是加入非法的左翼组织还是高中时开始的自杀行为，都生怕在故乡的家族知道；当太宰想与艺伎小山初代，又遭到家族反对。凡此种种都增添了太宰对于社会与生命的无力感与叛逆态度。
另一颗死亡的种子，来自太宰崇拜的芥川龙之介。1927年芥川自杀，太宰治刚刚满十八岁，这消息对于太宰有极大的冲击，回到自己的住所闭关良久。讽刺的是，纵使往后太宰治成为成功的小说家，但他终身都得不到芥川奖，却延续了芥川，开创了日本文学家的自杀传统。
太宰于高中时开始接触到无产阶级文学（プロレタリア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自己亦在影响下短暂地写过一些小说，而左派思想却为他带来另一死亡的意象。
太宰治与共产主义的纠缠
身为资产阶级的富家子弟，太宰已经先天地无产阶级“失格”（失去当某种人的资格），结合他对于自身阶级向来已有的质疑，使太宰更加重了罪疚感。太宰曾忆述自己高中时期的意识形态焦虑，跟他的自杀倾向有关：“没有断头台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不属于低下阶级。我是注定要上断头台的一分子。我当时是十九岁的高中生，班上只有我穿著上好的校服。我愈发相信我命定要杀死自己。我吞了好多安眠药。它没杀死我。”（《太宰治全集〈8〉》〈苦恼的年鉴〉）
于太宰高中时期的小说〈学生群〉中，他曾写主角偷藏苏联共产党员斯大林与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书，或反映出他当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狂热。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太宰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于学界一直存有争论。曾著《太宰治论》的奥野健男，认为太宰的写作基本特质都弥漫著共产主义，甚至他的写作甚至生命都可以用他脱离共产主义作参照。本多秋五则认为二十年代的年青知识分子都普遍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战后的日本共产党党魁宫本显治，认为不只是在战前共产主义被禁时期，太宰治在任何时间与地点都根本毫不适合共产主义社会。
晚年的太宰又怎样回看共产主义呢？《人间失格》中主角大庭叶藏的以下独白，大概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后评论：
虽然〔马克思主义〕其中的道理是没错，但是人心中却存在著令人难以理解及可怕的东西。说是欲望也不足够，说是虚荣也不足够，就算将色欲并列而谈等等也是不足够的，总觉得自己也不懂，人世间的底层并不仅是经济，觉得存在著犹如是奇异的怪谈，害怕畏惧那份怪谈的自己虽然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肯定所谓的唯物论，但我也无法借由此从对人间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也无法每一张开眼睛面对嫩叶新绿时而感到希望的喜悦。
对于太宰治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经济的科学理论，而是他于某段时期用作理解世界的观点。太宰借大庭来道出：那时期的共产主义只热情、虚妄地追求著所谓的理想，他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剥削无产阶级，在后者身上产生无数的不幸，但人与世界的异化要比经济更根本。在政治经济的生产关系之前，不幸已经以更原初的方式占据了他。
孤寂，跟世界的隔绝
写于1948年的《人间失格》一般被喻为太宰治的遗书，他以独白的方式最赤裸地揭露自己的精神世界。
太宰描写的，是一种原初的孤寂状态，源于他无法跟任何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从家人、朋友、伴侣与情人皆是。对于太宰来说，与人亲近，并以此触及到幸福的边缘，这些都让他无法忍受。更不如说，与人的关系往往让太宰陷入地狱般的境地，他要每天为此受煎熬，这亦是他永远无法排解的焦虑的源头。
最后，太宰以灵魂写下他著名的那句“懦夫连幸福都害怕，碰到棉花也会受伤。”因此，太宰自认失去当人的资格，终于在多次尝试之后，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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