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日本国民作家凭一部“无头无尾”的小说出道？
今日是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诞辰一百五十三周年。夏目漱石是公认的“国民作家”和明治时期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生前是日本最畅销的文学家，死后在日本人心目中也享有崇高地位——旧版一千日元纸钞上印著的就是他的头像，他的文章也是日本教科书的范文。2017年，为庆祝漱石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新宿区政府在他的旧居开设“漱石山房纪念馆”，展览作家珍贵的手稿和书简（包括小说《道草》和遗作《明暗》的手稿）。漱石山房是作家生前举办星期四文学沙龙的地方，纪念馆也举办了文学讲座、设立读书咖啡厅，延续国民作家的精神。
夏目漱石本名为夏目金子助，1867年今日生于江户城马场下町（今东京新宿区），一年后明治天皇就推行维新变革。他的家族据说是名门望族，祖父和父亲都是“名主”，即区内的行政代表。
漱石出生时家道经已中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明治维新改革行政制度，夏目一家也随之失去名主的身份地位。漱石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他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姊姊，另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姊姊。因为家境衰落，而且还要养活他的哥哥姐姐们，漱石出生不久就送到别家当养子。据称第一个养家是靠卖二手家具为生，漱石每晚就睡在街边一堆旧家具中的小竹箩。不久他又被送去第二个养家，八九岁时养父母离婚，于是辗转送回亲生父母家，但并没有更改户籍。父亲因为觉得自己有好多孩子，从未爱惜过漱石，只会给他饭吃。另一边厢，养父也一心等著漱石长大，然后靠打官司把他夺回来。在生父和养父眼中，漱石只是一件货品。童年的坎坷经历，对于他日后倔强而孤独的性格不无影响。
中学时期的漱石喜欢汉学，在私塾学校读唐诗、唐宋八大家散文、论语和孟子等。这段时期，明治维新运动正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加紧推行。西式建筑鹿鸣馆在内幸町街建成，银座大街的电路灯在夜间逐一燃点，街上通处都是穿戴西服的行人。西学也一时成为日本的潮流，学生不学西学和英文就难以进入高中和大学。漱石也不得不顺应时势，放弃汉学，转读西学，后来他也在西学中确定了专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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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的名字来由
夏目漱石学生时期的深交就是俳句诗人正冈子规，两人的友谊也是日本文学史的佳话。他们经常互通书简，切磋文学。漱石以往的同学没有一个对文学真正感兴趣，子规就是他遇上第一位认真对待文学的朋友，子规也教导他如何创作俳句。1889年，子规写成诗文集《七草集》，漱石读后大受刺激，决定也要动笔创作。同年他就发表汉文游记《木屑录》，第一次用上“漱石”这个笔名。
“夏目漱石”这个笔名也有典故，语出《晋书．孙楚传》。话说魏晋年间，年轻的孙楚想过隐居山林的生活。孙楚想对友人王济说“枕石漱流”以示隐居之志，却不小心说错成“漱石枕流”，情况犹如香港某钟氏议员错把“子虚乌有”说成“子乌虚有”。孙楚自然被王济揶揄：“流可枕，石可漱乎？”，但他的脑筋比钟议员灵活，情急生智道：“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枕著水流是为了清洗耳朵，用石头漱口是为了磨砺牙齿）。夏目金之助看过这则典故，大为欣赏孙楚的急才和不服输的顽强意志，于是就起用笔名“漱石顽夫”发表汉诗文集《木屑录》，后再名为“夏目漱石”。
漱石大学刚毕业就当上中学老师。这时期他对人生感到特别苦闷，因为自己最初是怀著“要用英文创作出色的文学著作”的抱负选择修读英国文学的，毕业后却对文学一窍不通。至于中学教师这份职业，也完全提不起他的兴趣。中学教师的经历后来也成为小说《少爷》的背景。
1900年起，日本政府决定派遣中学老师留学英国，漱石就成为国家的第一批留学生。由于文化差异，钱又不够用，加上没有几个朋友，在伦敦的生活相当不愉快，外界甚至风传漱石精神失常。两年后他就启程回国，在东京大学教授英文。虽然教学任务很重，漱石仍然抽出余暇，开始动笔创作。他的处女作就是著名的幽默讽刺小说《我是猫》（吾辈は猫である，1905）。
《我是猫》，吾辈は猫である
《我是猫》的创作缘由，是《子规》杂志主编虚子向漱石邀稿，漱石就写了一篇短篇给他。当时没想好题目，就照用第一句“我是猫。名字呢⋯⋯现在还没有。”作为题目。本来只打算发表一回，不过读者反应良好，于是主编又让漱石续写下去，小说就这样一回接一回写下去，一直写到第十一回，终于成为长篇巨著。
《我是猫》至少有两个创新的特点。第一是它借用猫的眼睛观察世界，这只“神猫”在主人公苦沙弥家生活了两年，小说写的就是猫眼看到的有趣见闻。第二点就是它并没有小说惯常的情节结构，漱石就形容它像海参一样“无头无尾”，毕竟原初也不是打算作为完整小说开始写作。当时日本文坛的视野较窄，作品不外乎男女爱情小说。小说假借猫眼，其实是讽刺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变革下的众生相。
《我是猫》的讽刺文体在当时日本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我是猫》的成功，使漱石毅然踏上专业作家之路。1907年起，他就辞去大学教职，在《朝日新闻》专心写连载小说，写出《虞美人草》、《从此以后》（それから）、《心》（こゝろ）等著名作品。贯穿夏目漱石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个人对于孤独与疏离的挣扎，这又与日本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身份危机碰巧重叠，而漱石的作品总能提供新鲜的角度切中日本社会的弊病。而他对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思考，个体与社会之间如何平衡的思考，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仅以他在著名演讲“我的个人主义”（私の个人主义）的一段话作结：
我说过，国家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不需要像个小丑般从早到晚嚷著国家怎样怎样……一个豆腐佬卖豆腐并不会说是为了国家好，他的目的就只是赚钱过活，仅此而已。可是，当我们想及他对社会的贡献，无论他的动机为何，我们也可以说，他间接地为国家作出贡献……但假若一个人说自己吃饭是为国家好，洗面是为国家好，就连上厕所也是为了国家好，这情况就坏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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