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巴里巴：普世主义并不带来团结，而是制造分裂
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专访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就其新书《普世》（Des Universals）畅谈思想。以下为01哲学编译团队摘译自Verso出版社英译，并参照《世界报》原文，如下。
《冲突的根源：一套普世主义永远无法彻底取代另一套普世主义》
《世界报》记者Jean Birnbaum（以下简称 JB）：你最近发表的新书探讨了“普世”的概念。这个看似熟悉的概念其实意义并不明确。如果你要为高中生解释定义，你会怎么说？
巴里巴（以下简称 EB）：我会说“普世”是这样一种价值观：不必相同，但可以平等；不必来自同一种文化，但可以同为一国的公民。
JB：诚然，在我们的年代，普世主义常与共识相联，尤其与思想正统的（bien pensant）左派——被假定为软弱和天真的一群人——联系在一起。但你的观点却不认为普世主义就是唯心论，而且，所有普世主义都可能带来张力甚至暴力。
EB：首先，我的目标不是坚持“左派立场”，而是论辩普世主义作为哲学问题。当然，我是左派，但普世主义的问题所带来的冲突介入了左派本身。普世主义并没有带领人们走向团结，而是分裂。暴力是常态的可能性，但内在冲突是我要先叙述的。
JB：主要的对立是什么？
EB：首先，普世主义总是刻记在文明上，虽然它寻求的是超越时间限制的表达。它有场所、存在的条件及话语的地方。它承袭了伟大的智识发现：比如，亚伯拉罕一神论、人与公民权利的革命性概念——它作为世界大同主义的普遍化为我们的民主文化和多元文化奠定基础——等等。所以我同意我们对普世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谈论绝对的普世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历史几乎有套法则：一套建构中的普世主义永远不会完全取代另一种的普世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冲突总是一触即发。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黑格尔很有趣。只要我们倒读黑格尔，就会发现他常钻研普世主义间的冲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与启蒙运动思想，企求“超越”两者的对立。
但我们今日所见则是宗教上的普世主义浸靡在无间的危机之中，同时以人权为基础的普世主义也陷入深刻的危机。一种尚未走出危机的普世主义遭遇另一种刚刚进入危机的普世主义，这正是他们的对峙充满火药味的原因之一。
“那些人被普世主义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拒绝普世主义”
JB：对于多数人，“普世主义”意味著团结和友善。但你说在普世主义的核心也存在排除。这是什么意思？
EB：当然，理论上普世价值跟排除是对立的，问题是要理解这般对立是如何成为一体两面的。我的论点是，排除透过“社群”（communauté）跟“常规”（normalité）来侵入普世主义。
当我们建立起以特定形式（如帝国、教堂、国族、市场）来宣扬普世主义“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之社群，我们也塑造出个体归于且必须服从的规范。举基督教对社群的看法，就有神选与天谴。
而就现代政治社群而言，比如那些建立在国族概念之上的人权社群，被它排除在外的不止是外国人，还包括非“真正国民”（ vrais nationaux）或被认为不够格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正是争论的议题使国家的边界发生变动。只到最近才有女性电工，而且工人仍旧不能有参选资格……但种族主义的问题带来更多冲突。
我曾指出现代种族主义就像刻印在公民身份核心上的殖民压迫。这是共和国的黑暗面，且因全球化带来的冲突不断返回。甚至到现在，我们法国所谓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laïcité）便是对它的悲剧性描绘。而国家正为其价值目标茫然时，“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就越来越鲜少保障公民自由平等，而是成为一种排除的话语。
而且，它与宗教普世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几乎都以这样的理由为排除作出辩护：那些人被排除在外是因为他们拒绝普世主义，或是无法正确理解普世主义——“与自由之敌者不享有自由”（ pas de liberté pour les ennemis de la liberté）。西方对此种论调习以为常，而东方亦然：暴力性和排他性并不是普世主义本身的特点，而是普世主义与社群的结合使然。由于我们从根本上来说不能避免它，我们必须找到使之文明化的办法。我认为这是基本的政治任务。
JB：对此你的观点颇为激进，例如你说普世主义跟种族主义“来自同一源头”……
EB：注意，我并没有说普世主义就是种族主义，也没有说种族主义就是一套我们活在其中的普世主义。很简单，我不要人们相信这两者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对体制的腐化进行哲学思考。
这两个对立物——普世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共同来源，是来自于资产阶级现代性对人类的看法，康德就是代表之一。他为何能够一方面提倡无条件尊重人类个体，而另一方面又支持种族间文化不平等？这是最深切的对立，甚至是个谜。但这先取决于他怎么定义进步。这不只简单泛论地建构出人间的视野，也是建构特定性质如性别、国籍、关于人类规范的教育。
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的社会解放运动中都提倡普世主义，虽然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一语境中。但我看来，最根本的是，如此一套普世主义也为反抗提供了许可。在十八世纪，法国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与英国玛莉．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指出把普世主义等同于男性标准正与其所预设的平等自由及普遍权利所相间违，这为女性主义政治打下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普世主义自身原则来挑战普世主义，就如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法兰兹．法农（Frantz Fanon）、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反殖民论述。这也是每套普世主义张力的另外一面：一方面可合理化歧视，另一方面使得反叛成为可能。
创造一种普世宗教，使宗教的话语和世俗的话语能超越各自的禁忌
JB：你的文章〈世俗化。文化、宗教、意识形态〉（Saeculum. Culture, Religion, Idéologie）提到，最暴力的冲突并非来自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而是两种普世主义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圣战主义（jihadism）自身是极端具有侵略性的普世主义。谈谈伊斯兰国首都拉卡（Raqqa）的民主普世主义与它的悖论吧。
EB：的确，自由的空间被封闭了……在这些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中，思考或者论辩就意味著将个人自由和生命置于危险中。我自土耳其收到的电邮常让我辗转难眠，但这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划限之处：伊斯兰国是圣战主义的地方变体，不可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相混同。而原教旨主义也不应该与伊斯兰教混为一谈，伊斯兰教内部分裂成不同的传统阵营和现代阵营。
就像在过去的时代，我们看到一个独裁者可以从意识形态资源中提取出绝对的思想，但伊斯兰教是普世主义的，而非伊斯兰国。而野蛮的是伊斯兰国，而非伊斯兰教。但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是真切的问题。在这件事上，人们神经极其敏感和紧张，以至于很难理解整件事情。在2015年1月的恐袭之后，我在《解放报》（Libération）的发言饱受批评，包括“我们的命运被操纵在穆斯林手中”（Notre sort est entre les mains des musulmans.）。
对我而言，这并非指说“穆斯林必须立马现代化，不然我们只能同归于尽！”（Musulmans, modernisez-vous d’urgence ou vous êtes foutus et nous avec !），而是如果伊斯兰教自身没有出现反抗，那么事态将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糟糕地步。这并非推责任给其他人，而我们也要负部分责任。但的确每个人都只能占有某个特定位置，因而只限于以某种特定语言发声。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世俗（séculier）是更为优越的，但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但除此之外我们能作点什么？我不会改信伊斯兰教或是天主教；如你所知，我曾是共产主义者，那是一种有益的宗教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普遍化的异端宗教，使得宗教的话语和世俗的话语能够超越各自的禁忌。
共和国不是一个国族，共和国必须基于普世主义
JB：你写下很多关于欧洲的文章（〈欧洲，危机与终结〉（Europe, Crise et Fin），《水的边界》（Le Bord de l’eau），2016），其中你毫不迟疑说出“我们欧洲人”。当你听到（法国左派政治人物）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说法国是“普世主义国家”，你有何种反应？
EB：如我能质询他，我很愿意接受他的说法，条件是它等同于“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也就是说，共和国义务（République oblige）。共和国必须基于普世主义，而不是把共和国等同于国族。若要继续做共和主义者，法国人必须超越自身，提出超越国界的公民身份的思想。所以说，“法国人啊，再加把劲...”（Français, encore un effort…）
就欧洲而言，所有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欧陆一体化之外解决法国人的问题。我深信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欧洲的状况变得很糟，就像在希腊那样。任何出于放弃欧洲一体化的计划都注定堕入沙文主义，如非直向川普主义的话。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朋友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 ，极左翼哲学家）一类的人跳出来质问我：“你到底活在什么星球？国族身份是唯一能令大众阶级（les classes populaires）抵御资本主义的野蛮剥削的框架！”我倒觉得他们错了，但当然需要证明。这是事关我名誉（point d’honneur）的问题：我不会放弃社会批判，也不会放弃国际主义。
身份认同的悖论：强调个性与寻求共性
JB：像你这样的后马克思主义左派有一个特点，你们同样激烈地拒斥身份收缩（ crispation identitaire ）以及所谓的“无边界混杂”（hybridité sans frontières）。对你而言，没有身份意识的普世主义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普世主义都有自己的根基。
EB：当然，我们毕竟还是人类，不可能不问“我是谁？”而活。没有人能脱离身份而活著，或是任意改变自己的身份。同样，强加单一的身分认同也不可能不涉及暴力。我认为美国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这点是对的，如果我们不把她的观点与顺从大流的酷儿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相混淆，后者认为我们能不断随意改变自己的身份。说到底，这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我们只能试著调整。
哲学家文森．德贡（Vincent Descombes） 很好地展示出身分认同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我们将身份给予个体，身份本身却在寻求归属。但我要加上：我们谈论属于自己的身份，或者那个让他与其他人建立关系的身份，要么为了表明我们之间的共同点，要么相反，为了区分自己，甚至从群众中脱离出来。两者总是并肩齐行。
如今新的困难是我们身处多重的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认同标准不可互换。这就是为什么我寻求使普世主义变得多元化，而同时并不将它稀释，或者使它倒退成多种地方主义的总合。这包括建构一套语言、文化、身分认同之间互相转译的普遍策略；除了语文学和文学上的意义，它还具有社会影响力。
转译与冲突是我专研普世主义的暴力的辩证两端。我相信，活著而不是任何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我也承认同时是许多东西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这并非不可能。甚至，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到达那个境界，以除了自我剥夺以外的方式。我们需要的大同主义要求某种形式的对身份的不满，我斗胆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有用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