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逼爆．上】内科住院率长期破百 规划质与量如何大落后？
即使流感高峰期已经过去，但公营医院内科病床占用率仍长期破百，不仅病人叫苦不迭，前线医护亦是心力交瘁，医患同沦受害者，日复如是。公营医疗已经与“爆煲”划上等号，并非一日之寒，症结错综复杂，归根究柢却与“规划”二字有关。“医疗规划”一词虽然看似离身，但其实对整个社会举足轻重，延后影响每每以十年计算。追本溯源，公营医疗体系濒临崩溃，人手病床极度紧绌，多年前的软硬件规划失当，正是导致今日医护、病患及社会一同承受苦果的远因。《三流医院拖垮一流医疗》报道上集
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是新界东联网的龙头医院，其内科服务在区内一向需求甚殷，病房经常爆满。基于原有旧大楼效能欠佳，局方本来预计在第一期扩建计划兴建及启用新大楼后，拆卸旧座。现实却是，新大楼在2010年启用后短短数月，三百多张内科病床使用率便即饱和，令院方不得不重开部分旧大楼楼层，充当内科病房至今。目前，威院内科病房，包括新旧大楼合共有近五百张病床，但使用率仍然长期爆满。
在威院服务逾三十年、退休前为该院内科及药物治疗部门主管的周振中，现时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内科及药物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协助临床研究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本应拆卸的威院旧大楼。他无奈地称，旧座是一栋质量欠佳的“咸水楼”，早年经常漏水、爆水喉，结构不符合现代需要，所以在理想的规划之中，新大楼是作为旧座替代品，但现时却出现内科病房并存于新旧大楼的怪诞现象，任职内科的医护人员需要两边奔波，一来一回需时十分钟。他以此作例，印证过往决策局欠缺前瞻思维，未有因应人口结构转变、病种变化而加大规划的“量”。
规划质与量齐错判
“医疗在‘量’的规划上，起码需要前瞻到十至十五年后。”周振中斩钉截铁地表示，规划需要的前瞻性，不止是人口老化的“量”所带来的压力，而且还要对医疗服务“质”的需求有预视。“在二三十年间，大家需要医管局的服务已经截然不同。以前比较多年轻的病人，住院后可能覆诊一两次就会走，但现在随着人口老化、医学发达，更多的病人是罹患多种慢性病，他们‘病不死、但不健康’。这些病人的医疗需求会更复杂。”
周振中称，近十多年，公营医疗病人所需的服务模式有显著转变，“小病快手医、重病无得医”的两极化模式已成历史，所以当医疗基建规划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时，医院便会难以承接当下医疗需求的压力：“为什么威院新大楼入伙后（内科病床）会即时爆煲？原因就是在2002到2003年规划这个‘替代品’时，没有考虑到新界东人口会膨胀得如此快、（临床）需求又有质与量的变化！”
威院的例子，只是医疗规划失误的冰山一角。今天各大公院医疗服务供不应求，原因之一是占人口最多的战后婴儿潮世代（即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平均已届六旬之龄，形成对公营医疗需求增加。若医疗规划的目光需要放到十五年后，那么如今长者在流感高峰期逼爆医院的局面，自然与十多年前当局没有未雨绸缪有重大关系。
消失的病床
现时医管局的病床数目维持在28,000多张，比2003年沙士（SARS）疫潮前的29,000多张还要少。从2003年的时间点上开始检视，公立医院病床在沙士爆发后几年数目有所下跌，虽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瘟疫后，为了加强预防感染措施而增加占用空间更多的隔离病床，但这仅是病床数量“了无寸进”的表因。
综观回归后病床数目的更迭，除了1998年至2000年间，因为北区医院及将军澳医院落成而录得近1,500张病床增幅外，基本上自2000年起，病床数目都徘徊在27,000张至29,000张之间。将军澳医院在1999年落成，十四年后始有北大屿山医院投入服务，换言之，在2000年至2012年间并没有新的公立医院投入服务，而这十二年间的人口却增长了近50万（表），当中更不乏步入高龄的市民。
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陈沛然便以2002年政府停售居屋和改用勾地制度、造成如今楼价高企为例，指出今时今日病房爆满，便是十几年前停建医院的“政策后遗症”，不应诿过于前线，亦不是增加海外医生便能解决的难题。
当病床规划的“量”没有显著增加，但人口持续增长及老化，随之而来便是人手规划上“质”的落后。周振中解释，公营医疗所有资源分配都与“病床”挂钩，医护人手、X光师、物理治疗师等支援亦是按病床数目“睇𩠌食饭”；现时公院的内科住院率基本上超过100%，根本难以单凭病床数目来准确分配资源：“其实这些可以说是假数字，实际住院率往往去到110%，甚至可能是130%至140%。”
医管局亦曾承认病床占用率难以全面反映病房情况及前线工作量。住院率长期超载，加上维持按病床数目增拨资源的基准，导致病人获得的资源不足，周振中说：“以前只是一年中有两三个月需要加床（入住率破百），但现在已成常态，分别只是在夏天松动些时用400人的资源照顾500人，冬天（流感高峰期）便用400人的资源照顾550至600人！从这些年复一年的数字，就看到政府没有规划好。”
除了医院基建在十多年间留白以外，政府在2002年因经济下滑，削减医科生近四分一学额、关闭护士学校、在医管局为资深医护推出自愿退休的“肥鸡餐”、在沙士后的三个财政年度又削减卫生经常开支，亦被认为是导致今日医护人手不足的元凶。昔日政府削减医疗开支，如今不断大手笔地增加经常性及一次性拨款，又是否能弥补规划上“量”的不足？
周振中对此感到可悲：“这些医疗问题本来可以用钱解决，但需要在十五年前（于规划上）付出、要有远见地解决。现在有事就加（临时）拨款，其实就是一个姿态，对规划问题于事无补。”回顾最应“发力”的十数年前，政府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虽然意识到人口老化带来的医疗负担，但重点放在探讨医疗融资、医疗保险等问题上，对医疗基建的投入没有同时加码，导致今日恶果。
规划模型缘何出现落差？
今日公营医疗体系四面楚歌，不少前线医护怒斥政府短视及错误计算医疗需求。但为何医疗规划会与现实出现巨大落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曾以人口老化作为切入点分析，政府在规划医疗时虽然会将老年人口的增加纳入推算，但如果没有同时考虑不同年龄的老年人有回异的医疗需求，得出的结果便会与现实有差距。
前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区结成，亦尝试从医疗规划的模型假设中，找出令市民及前线医护对医疗规划气愤的原因。他曾以笔名“区闻海”在报纸专栏指出，医疗规划的计算模型虽然包含人口增长的估算、高龄人士的医疗需求，以及医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影响，但在规划上是假设了医疗服务质素不变。
换言之，决策局在规划上可能接受医院爆满、门诊急症排长龙、医生仓促看病的现况来规划十年后的医疗服务。在这个局限之下，区结成形容，医疗服务便有如逆水行舟，奋力划桨只能保持“不退”，但是难以进步；与此同时，市民与前线医护对医疗服务的期望则是与日俱增。此消彼长下，形成今日困局。
“过去十五至二十年间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香港医疗的‘量’没有渐进式增加。”在公院压力点服务多年的周振中，始终强调“前瞻”是医疗规划的首要一环，因为规划需时经年：“衡量该区需要怎样的医院、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前期规划已经要两三年，落实规划申请拨款又几年过去，前后加起来都已经要十年。”昔日欠缺前瞻思维，便会导致今日穷追落后。“究竟医疗的没有规划，是因为不懂得规划、没有意识到要规划，还是规划过后难以执行？我也没有答案。”他耸耸肩道。
本港公院的内科病床占用率长期破百，与昔日规划没有及早扩展医疗基建有密切关系。除此以外，服务已久的医院设计不变、整合重建姗姗来迟，如何影响医护的工作效率？落后规划连带资源增拨受限，如何限足医疗服务进步？种种前因，如何埋下医生离开公营医疗体系的导火线？请看下集：【医院逼爆．下】规划落后新服务拓展受限 求人公院难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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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昔规划欠奉 今医患同苦 三流医院拖垮一流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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