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医生.二】海外医生再争议 人手问题老大难

撰文: 林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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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医生人手,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难题。医委会较早前否决海外医生辖免实习期四个方案,公立医院顾问医生协会发声明,指临床部门人手捉襟见肘,个别部门服务因此面临崩溃。主席罗振邦笑言,协会当初成立并没有针对海外医生问题作出部署,只是“因缘际会”,由于该问题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及医疗问题,而协会成员都是在公共医疗体系的顾问医生,故需要发声。可是,罗振邦强调引入海外医生作用有限,估计在外地获专业试又愿意来港执业的医生不多,副主席王绍明亦强调,社会聚焦引入海外医生讨论,将医生不足问题过分简化。(《顾问医生为体制把脉》系列报道之二)

承接上文:【顾问医生.一】组织协会站起来 盼医管局细心听

公立医院求诊人数每年上升,医生人手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应付庞大的工作量。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已逐步增加医科生学额,由09/10至11/12学年的320名,增加到16/17至18/19学年的470名。若以医科生培训六年的时间计算,增加学额后的医科生投入医院工作最快也要等到2025年,而根据食卫局的人力推算,2025年本港还欠755名医生,可见单靠目前本地培训条件,医生不足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解决。罗振邦指出,就算医科毕业,也只是实习医生,若要成为专科医生,再需要六至七年培训,现时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撑过这段前线医生与顾问医生同样不足的时期。

引入海外医生是短时间纾缓人手压力的方法之一,更抨击医委会没有交代否决理据,事件还造成医委会面对政治挑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芸率先提出以议员条例草案形式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医委会将于5月8日开会再讨论放宽海外专科医生执业安排,并重新表决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的方案。表决前,医委会收到三个方案,分别由医学会、港大妇产科学系名誉临床教授邓惠琼及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釉提出,令投票再添变数。

医学会较早前主张在医管局与卫生署、医学院捆绑工作年期不同惹批评,因此医学会提出经微调的方案五,可是医委会法律顾问指,通过执业试前的临床工作不被计算,是随意及带有歧视,或受法律挑战;邓惠琼方案则是医委会上月讨论的方案一,虽然当时遭否决,但获最多赞成票。至于林志釉在接受方案的死线前提出方案六,当中指海外专科医生连同有限度注册工作,在相关机构至少工作三年,当中包括三个月“指定临床工作”,但医委会法律顾问质疑“指定工作”定义欠清晰。各方案将一并于医委会开会时表决,按投票意向,很大可能是方案一、五及六之争(见表)。

罗振邦表示,协会对于海外医生的立场是“多一个得一个”,希望通过放宽实习安排,吸引更多人到港工作,纾缓前线压力。至于是要豁免实习期,还是更进一步推行免试制度,他认为仍需要与各持份者商讨,现时不宜评论。他不满的反而是医委会透明度不足,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议题,投票制度应该用明票而非暗票,并需向公众交代投票的理据。他说,是次争议可给予以空间时间令医委会自行检讨,但并不同意以议员条例草案形式修订医生注册安排。他认为关于医生的争议始终应交由医委会决定,并凝聚市民对医生的信任。

王绍明坦言医委会投票结果或令社会失望,但他坚持医生对医疗体制及运作认识较多,期望能以医生业界主导,整合医生、病人等持份者的意见,在体制内推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方案解决问题,他相信,这种做法某程度亦可加强公众对医生的信心。他认同社会激烈争论可促使医生业界检视自身问题,但他也觉得社会、医委会、医管局应该要有更具前胆性讨论,而非过度集中聚焦海外医生的争议。

【专页】医疗百病丛生 是时候改变了

他不满医委会透明度不足,当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议题,投票制度应该用明票而非暗票,并需向公众交代投票的理据。(邓倩萤摄)

医生仔“升咗就走”

王绍明强调,社会只聚焦引入海外医生单一问题的讨论,将事情过分简化。罗振邦也觉得引入海外医生的作用有限,就算免除实习期,估计在外地已考获专业试又愿意来港执业的医生也不多,只属杯水车薪,无法解决医生人手不足的结构性问题。王绍明更以坐牢作比喻,指无论是实习12个月、18个月还是更长,对海外医生来说,也可能是“总之做足时间即走,佢过嚟当坐监,够钟咪出册啰。”

这个比喻其实不单可以套在海外医生身上。王绍明无奈地说,普通医生做了一定年期便可以晋升至顾问医生,很多人“升咗就走”,原因是虽然薪金加了,头衔转了,但工作压力过大、环境恶劣等客观条件仍然不变,令医生不想留在公立医院。他反问,这些客观环境的因素,又是否单纯人手不足的问题?“病房四周塞满病床已是常态,门诊设施已经是二十年前,服务量却不断增加。内科诊症室不够的情况下要找㓥房,有时加一张帘,两个医生分别诊症。有病人要隔离治疗,但是没有病房也只能够放在一旁,若然因此出了事,病人便会投诉,医生又要花时间解释。”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除公营医疗医生不足的问题,实在有必要设身处地,理解医生现时面对的困境以及他们离开公立医院的原因。王绍明苦笑道,许多医生升为顾问医生时已成家立室,需要照顾家庭,可是升职后薪金升幅没有比私营市场多,但工作压力更大,又要兼顾整个部门人手,又被要求尽可能缩短部门的病人轮候时间,且需要晚上当值,难以令他们享有“work life balance”,但在私营市场“做少做多不是问题,夫妻一人一份足够维持生活,又可以照顾屋企”。他慨叹,公立医院的人才就是这样流失了。根据立法会数字,由2013年起,医管局全职医生的离职率,顾问医生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级别医生。(见表)

王绍明强调,若要加强公立医院体系的人手,关键应该是如何挽留人才。他举例可以从其他措施着手,如现时医管局将新入职的医生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但暂无计划将2015年6月前入职的医生退休年龄划一提高。他还建议可透过重聘或续约形式留住已届退休年龄的医生,“医生在公立医院多留两三年,已经分担很多工作量。”面对如此千疮百孔的公立医疗系统,王绍明有没有想过离开呢?他闻言再一次苦笑,坦承自己若去私营市场执业,薪金一定较现时留在公立医院多,他留下来,一来是公立医院仍有发挥空间,可以继续做私家医生无法做的教研工作,亦可处理更多奇难杂症,甚有满足感;二来他认为若自己离开公立医院团队,其他同事的工作压力便会增多。不过,他不讳言若工作环境继续恶化,自己也有可能会挨不下去而离开。

继续阅读:【顾问医生.三】旧症自然增长多 人手分配冇补底【顾问医生.四】医管局架构拥肿 年度计划难创新

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人手不足老大难 顾问医生夹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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