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逼爆．下】规划落后新服务拓展受限 求人公院难留人
本港公院的内科病床占用率长期破百，与昔日规划没有及早扩展医疗基建有密切关系。除此以外，服务已久的医院设计不变、整合重建姗姗来迟，如何影响医护的工作效率？落后规划连带资源增拨受限，如何限足医疗服务进步？种种前因，如何埋下医生离开公营医疗体系的导火线？《三流医院拖垮一流医疗》报道下集
《三流医院拖垮一流医疗》上集：【医院逼爆．上】内科住院率长期破百 规划质与量如何大落后？
在《【医院逼爆．上】内科住院率长期破百 规划质与量如何大落后？》提到，身为新界东龙头医院的威尔斯亲王医院，新大楼在落成后短短数月，内科病床的占用率经已饱和，令到院方被迫需重开旧病房加开内科病床。前威院内科部门主管、中大内科及药物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周振中便以此为例，论证本港的公营医疗规划“质与量同时大落后”，又反问医疗没有规划是“不懂得规划、没有意识到要规划、还是规划后难以执行？”
设计影响效率
与周振中有同样“不懂得规划”疑问的，还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他同时在玛丽医院担任肝脏移植中心总监，掌管本港现时唯一的公院换肝中心。向来敢言的他，多次抨击服务了三十年的玛丽是“第三世界”医院。个中原因，除了玛丽医院因为历史悠久、身处山腰的地形局限外，卢宠茂还发现，负责医院设计的建筑署，并不理解医院具体的功能需求：“他们只是想到将医院所需的设施‘塞塞塞’填满，但没有想过医院的人要如何运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
身为经常需要为病人动刀的外科医生，卢宠茂从玛丽的手术室中，深刻体会医院设施零散对医护人员带来的不便。现时玛丽的手术室主要位于主楼和K座，中间靠一条天桥连接。卢宠茂解释，当医护人员需要从手术室运送仪器到另一座大楼时，先要脱下手术袍，从手术室乘电梯将仪器推过对面座，再等电梯进入手术室，然后换上新手术袍。若然遇上探病时间，一来一回可能耗时近二十分钟。
由于玛丽的手术室分散在两栋大楼的各层，连带术后的复苏房亦需分散设置。“七个手术室在七层楼，便需要七间复苏房。如果同时间有七个病人散布不同病房，就需要七个人手看顾！”卢宠茂称，如此一来便需要重复的人力物力。“在建筑角度，建筑师会觉得有手术室、面积符合需求便够，但日日对住手术室的人就会明白有多麻烦。”
他指出，连接主楼和K座的是一条暗斜桥，医护人员一旦需要推病床或轮椅，便会更加吃力：“上斜时，他们就要大叫‘一二三—’一起发力才能推动病床。这样的设计怎能够收货？（当局）叫大家要互相体谅，但同事是日日推，将精力花在这些（设计失误）上。”
卢宠茂在玛丽医院的经验中，得出“设计影响效率”的结论。他认为现时医护人手不足其中一个间接原因，是医护不时要与这些不便捷的医疗设施“周旋”，拖低了效率：“护士的时间应该用来照顾病人、洗手上（手术）台、帮忙准备做手术，而不是耗在把仪器推上推落，（时薪）多贵啊！”
卢宠茂不断强调，医院设施的连贯性对医护的重要，从中不难理解，为何他近年多次不吝啬大赞港深医院是他的“梦中医院”：“玛丽20个手术室分开七层楼，港深医院一层楼便囊括了42个手术室，仪器人手近在咫尺，效率明显提高许多。”
虽然近年卢宠茂经常与港深医院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在早年，他亦是极力争取玛丽重建的先锋之一。玛丽虽然是本港最早落成的医院之一，服务规模亦在数十年间不断扩大，但对设施的重新整合，却要等到2014年的第一期重建计划开展才姗姗来迟。卢宠茂回忆，昔日争取重建之路也非一帆风顺，险些因为立法会财委会“拉布”而未能通过拨款。他联同另外十名玛丽医院的部门主管罕有联署去信立法会，要求通过玛丽重建的工程拨款，最后拨款来得及在暑假休会前通过。
他如此着急，亦是因为重建医院与规划新医院一样，需要耗用以十年计的时间：“当年（重建）通过，新大楼都要到2025年才可以使用。在这期间，我们还要用这个第三世界医院到2025年……”卢宠茂又再一次将“第三世界医院”挂在嘴边。
规划真空追落后 新服务裹足不前
香港的公营医疗在过往十几年因为规划真空，没有大型医院落成，纵然病床数目近年有微增，始终无法追上急遽增长的医疗需求。今时今日公营医疗体系烽烟四起，根本原因之一亦是昔日落下的病根。
上届及今届特区政府分别在2016年及2018年，终于推出两个全港性的“十年医院发展计划”，除了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兴建两间大型急症全科医院外，医院重建及扩建范围亦涵盖全港各大联网，预期计划前后可分别提供5,000张及9,000张病床，应付服务需求到2036年。大型医院发展蓝图重新上马固然值得鼓舞，但增加病床却非一朝一夕可成事。以正在兴建的启德医院为例，第一期800张病床最快也要2021年才能投入服务，无法纾缓刻下的公院硬件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下，香港医疗系统依然高效。彭博通讯社自2012年公布彭博健康护理效率指数（Bloomberg Health-Care Efficiency Index）以来，香港在全球55个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及地区长期盘踞头一二名位置。以紧绌资源又能高效应付无限需求，当中自然少不了前线医护的超额完成。
“近年医管局的周年计划第一个议程就是在‘不够设施’、‘不够病床’下，就会向我们说要“Productivity-gain”（增加生产力）。”周振中称，因应医疗容量不足，部门往往会被要求设计能够提升效率的工作流程，希望提高5至10%效率，但当需求无封顶时，这个权宜之计便如饮鸩止渴。“最初这个方法还有一点用处，但长远并不是一个魔术，两三年后已经不再奏效。”他苦笑道。
周振中强调，“量”的规划不善，蚕食了医疗服务的“质”，其影响不仅是消磨前线医护为病人服务的热忱，亦牺牲了医疗服务进步的契机。他表示，医管局获得拨款后，主要都用作增加病床满足指标，预留给发展新服务的金额可谓少之又少。
不过，医院一旦获得资源发展新服务，亦不见得更好。周振中称，因为资源永远不够，导致许多内科新服务获批后，资源一定被削减：“例如新服务预计服务1,000人，最后批了服务500人的资源，但交功课时，又会要求你的指标是服务到1,000人。”这样便会令本已疲于奔命应付超负荷日常工作的前线，再添一层重担，磨蚀开展新服务帮助病人的初心：“同事已陷入两难，心想‘如果开得成（新服务）那就惨啦’。自己的本业都做到倒下了，新服务又不够资源，谈何提升照顾病人的质素！”
医院规划的局限，或多或少限制引入新服务的想像。卢宠茂对此深有体会。港深医院开业时，已引入三套自动化药物管理及智能执药系统，机械臂按处方自动取药，让药剂师专注核实分发，病人获处方后平均十分钟已可以取药离开。反观本港公立医院仍主要依赖药剂师及配药员人手执药，大型公院门诊药剂部轮候取药时间平均为一小时，有时更会出现“等药比等看医生还要久”的怪象。
卢宠茂曾趁不同的香港公立医院决策层参观港深医院时，建议引入这种高效率自动执药机，但往往便被对方以“医院无地方”为由驳回。他认为，这正正反映了决策层思维的束缚：“当提出新建议，有人看到阻力，便断定障碍必然无法克服，但同时却忽略了新设备带来的好处。其实根本没有阻力，阻力在这儿。”他指一指脑袋。
怨愤的医护
硬件规划落后，导致前线医护压力与日俱增，难以拓展新服务还是其次，最坏的影响，是迫使医生不再事不避难地进入公院的压力点工作，令千疮百孔的公营医疗体系雪上加霜。周振中退休前在威院内科担任主管近十四年，亲眼见证内科由昔日的趋之若鹜，沦落成今日“神憎鬼厌”、求人却不可得。
“沙士后的五年是内科部门的黄金时代，一年只有几个空缺，都有超过100人报（名），几经筛选仍有二三十名尖子要面试……”说起昔日辉煌，周振中无限唏嘘。他形容，内科可谓西方医学根基，即使训练较为复杂，但医生为理念为兴趣，加上往日工作环境未至于恶劣，仍会吸引不少人投身其中。
但当病床数目未能因应人口老化追落后、相应资源规划超负荷时，内科便会与老人科、急症科成为公营医疗服务的主要压力点。人手需求愈殷，对医生的吸引力却逐渐递减：“所以在第二个五年，便会见到内科只有四五十人报名，质素亦一般。到了近年，内科在两大教学医院（玛丽、威尔斯）或名声比较‘好’的医院，才能仅仅招揽足够人手。”周振中称，规划缺失导致人手短缺，可谓是恶性循环，令内科成为爆煲重灾区，亦是医护怨愤的集中地。
更甚者，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专科医生及早离开公院的“催化剂”。卢宠茂称，以往的专科医生通常都会在公院服务到临届退休之龄，或者升到顾问医生的位置，才考虑转职私人执业。但他观察到，这个“大限”渐渐有年轻化趋势，愈来愈多医生在副顾问医生职级、甚至甫考获专科医生资格便会考虑跳槽。如此一来，不仅造成有经验医生与年轻医生青黄不接的断层，而且亦没有回报公营医疗对医生的栽培。
“培训一个专科医生需要十三年，理应医生要用相等的时间来回馈大众。但现时大家却是学满师就走，没有履行应尽的十多年服务……”卢宠茂不自觉扬高声调。“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留在公立医院没有未来！”他强调，公营医疗承载本港九成的病人，是本港医疗的根：“如果大家都弃船，当公营一倒，香港医疗便会沉得好快。”他语重心长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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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6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6日）《昔规划欠奉 今医患同苦 三流医院拖垮一流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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