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上京．三｜香港利益固化 特首为地产商还是为市民开新篇？
李家超5月8日当选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5月28日起程访京，预计30日接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颁发委任状，两地不少民众期望他能治理好香港，更关心他当选后能否提早通关，发展好粤港澳大湾区。
回归以来，香港根本问题在政治还是民生，多年来持续引起香港和内地民众议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SARS（沙士）、占中、反修例风波等多个挑战，经济民生“老大难”的深层次问题也未有得到解决，香港政府在治理上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李家超要团结和带领740万香港居民，同为香港开新篇，让香港市民真心朝向政府、香港和国家，政府有必要深入了解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原因，并探索解决方案。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何25年来，香港特区政府都没能解决香港问题？”
此为“李家超上京”系列专题第三篇。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最新发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七位，香港在“政府效率”的排名维持在榜首，但在“经济表现”、“营商效率”及“基础建设”的排名则较上一份报告稍低；在子因素方面，香港在“商业法规”继续排名在全球第一位，在“国际贸易”、“税务政策”、“金融”以及“管理方式”的排名亦保持于全球前三名。但是，为何仍解决不了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多年关心香港深层次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解决之道是发展香港经济，通过发展经济，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李家超能达到其改善住房计划的目标，就能奠定香港长治久安的基础。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去年（2021年）也表示，香港的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问题，市民的认知不足，政府要做好解说工作。梁振英强调，如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所有问题就“一天光晒”，是低估问题，必须透过完善选举制度，坚持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逐步解决香港的问题。
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在2019年发表文章，罕有评论港府指“政府犯下严重的政治判断失误”，低估港人对内地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及香港日趋“内地化”的关注，引发社会对警队很大的不满。
李国能认为，在《基本法》之下，特首是对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但香港人感到特首过度侧重前者，他认为特首必须为香港人更多发声，并彰显于人前。言论反映内地和香港政府在政府治理和政治判断的不足，香港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人心问题。
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近日也表示希望李家超完善国安课题之后，重新检视政制是否有可改进地方，而政制改革正是为了让政府有更有效的治理结构。
前行政会议召集人、行政立法两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在《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中指，特区政府必须制订一套政党法，并鼓励政党健康地发展； 政府亦应提升公民教育的素质，栽培更年青有为的政治人才，鼓励有能力的公民多参与政治。
在香港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后，钟士元当年建议成立《政党法》符合香港的发展利益。如今特区情况更符合中央对港基本方针政策，中央主导进行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方针政策下，更适合发展政党政治，让香港政制公平、公正和顺利发展。
善治不能说一定能解决人心问题，不过逐步解决香港的问题，能够增加香港市民对政府和香港的信心。有效的治理结构是香港治理的核心。治理香港，政府要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李家超近日重组政府架构，增设3个副司长，增至15个政策局，研究设立“政策研究组”，强化统筹，聚焦协同，反映新政府也试图直面自身治理和结构的问题。
李家超盼建“会做事”的政府 郑永年：做成事很重要
被问到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郑永年在访问中，解读“爱国者治港”。他认为，爱国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原则，要实施“爱国者治港”必须确保候选人是香港人，不是外国公民；必须在行政管理上，有丰富治理香港的经验；获选人必须有能力。
李家超出身警队，在港府工作45年，曾任保安局局长、政务司司长等职务。郑永年认为，警队出身的人也能当政府首脑。艾森豪将军当过美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当过法国总统，也能从事政治，外国政客批评警队，明显是双标，无稽之谈。
李家超在政纲中表态，将推进建设“会做事，做成事”的政府。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对管治者提出了新高要求称管治者“不仅要想干事，还要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治港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治理不是说的，而是做的。
而在“一国两制”之下，治港者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底通过“香港国安法”草案前，李国能曾发文质疑，由特首指定法官审理国安案件损害香港司法独立。
特区政治体制以行政主导，在行政、立法上已经比较全面贯彻爱国者治港，在司法独立的司法机关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想必成为香港未来25年治理的问题，也是香港市民也比较关心的议题。
郑永年表示，香港发展了很多年，一些利益固化了，比如金融和地产。蛋糕“固化”，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做加法，在新的产业里找机会。否则怎么实现社会阶层流动？怎么给年轻人以希望？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流动。
郑永年认同李家超的“会做事、做成事”的理念。他提到，香港不缺会说的人，描绘蓝图很多人都可以，关键是怎么实施，路径怎么走。民生、住房问题说了很多年了，不少香港官员去新加坡学习过，就业怎么解决，产业结构怎么调整，都是长时间积累的问题。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可靠的政治基础，没有政治基础，提出一个方案，久拖不决，蓝图会在政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做不成，所以李家超要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做成事”很重要。
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Goodstadt）就曾称香港是“失治之城”，他批评港府不作为，忽视青年声音，才会激起市民对政府及社会所积累已久的不满。在《失治之城》一书中，他指“官商共治”是社会不公义的根源，加剧了贫富不均现象。
他批评，商人出身的前特首董建华迷信商业模式，盲目认为“官商共治”能解决自己无力带领政府并提升行政效率的问题，尝试以高官问责制统揽大权，用商唯亲， 并削弱以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为首所统领公务员的文官系统。
前特首董建华2000年在立法会介绍问责制方案时说：“实行“问责制”，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在确保公务员架构稳定、延续的大前提下，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可以回应社会诉求，为自己的施政成败负起责任，甚至在需要时辞职下台。但是，现行的公务员制度下的终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与这样的社会诉求并不符合。”、“问责官员要承担责任，他们就要重视民意，更要体察民情和勇于面对市民大众，以政绩表现赢取市民大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特区政府将变得更加开放，更直接听到市民的声音，更能够及时回应市民的诉求，建立更有民意基础的政府。”
22年来，主要官员有没有回应社会诉求，为自己的施政成败负起责任，甚至在需要时辞职下台，“问责制”是否有效，社会自有公论。
历届特首都尝试将商业模式和商界精英引入政府，以此分摊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并积极为商界谋求利益，加深“官商共治”的既得利益格局，令香港成为大资本家的牧场。
面对种种“失治”问题，顾汝德认为香港市民一直在忍耐着政府的无能，港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包容。在25年来，港人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政治或行政方法改变政府，也不可能把意见 直接传达中央以制衡政府，只能无限期地包容， 并透过司法覆核制衡政府，把独立的司法机关当作政治舞台， 甚至不切实际地奢望外国势力能影响香港内部事务，形成香港社会无法修补的撕裂和不信任。
香港近年出现种种政治动荡，香港政府和商界的“官商共治”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为中央更积极在香港落实全面管治权埋下伏线。
顾汝德在2019年接受香港01访问时，直言林郑月娥最失败之处是无法解决住屋、医疗服务、老人与残疾照顾以及高等教育方面的严重短缺问题。虽然不全然是她的责任，而是该归咎于首两任特首拆毁了香港的社会保障网。
他认为，林郑月娥上任时沾沾自喜地声称，有“管治新思维”及“理财新哲学”，却继续承传其前任的管治思维，墨守成规复制“官商共治”模式，以“量入为出”为理财桎梏，其实并未有管治新思维、新哲学去解决香港长期以来的问题。他说，好领袖可以解决香港问题，而这个领袖必须“兼听齐明”、“任人为才”。
要为民发展，为民开新篇，难免会动到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而香港大地产商是民生、经济、产业等范畴的最大得益者。外媒《路透社》去年9月报道，梁振英曾称，由于大亨们与香港的政经关系密切，北京很难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外：“他们是相关的政经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香港需要谨慎，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报道也指，中央政府向香港地产商提新任务，需支持北京及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不过，地产商是卖家，市民是买家，要卖家放弃利益为买家想一想，为他人作嫁衣裳，不符合资本主义，也不符合经济原理。而香港地产商多年来都是中央政府的亲密盟友，在内地有丰富的人脉和资源，对各地政府都有经济贡献，地产商会服从新特首、政府、治港者的“胡萝卜加大棒”，还是“你有你的口号，我有我的生意；你有你的后台，我有我的后台”，耐人寻味。
香港问题不会单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新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当选而解决香港问题，这些只是香港由乱转治的基本条件，而是应该不避利益固化的问题，考虑制订一套政党法，并鼓励政党政治在香港健康发展，正本清源解决治理问题，才能为民解患，为香港开新篇，让香港市民真心朝向政府、香港和国家，让国家和香港共富共荣。
诚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表示，治港者要“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才能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香港和香港市民安居乐业，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生活在香港感到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