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看中共百年・五｜“绿共民进党”：台湾人对中共的误读
近来，台湾互联网舆论常将民进党政府及其相关侧翼称为“绿共”，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社会的形象，大概已被塑造成“只会高喊民族主义、言论自由紧缩、媒体姓党；不支持政府有意见就是不爱国，等着‘被出征’”，而现在的绿营操作手法与中共相较，不但极为类似，甚至“青出于蓝”。
然而，台湾社会将民进党与中国共产党相提并论的情况，想来会令中共甚为不满。毕竟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其实是有许多坚定立场与坚持，当中当然也有随着时间环境做出调整，才让中共能够执政至今。这绝非外界或西方媒体形塑或描绘出的“那一套”，也不是“绿共”这样一种只会操弄意识形态的手段能比拟。
台湾看不到的中共“坚持”
国民政府时代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印象，除了要批判并举发“共匪”“匪谍”外，针对“大陆同胞”的困苦生活则多会给与同情，台湾人被教导的是大陆人民处在一个穷到啃树皮的混乱社会，过去需要三民主义有朝一日能够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现在则是恐共症十足、两岸不同国，双方最好不要接触。
对台湾来说，中共一直以来似乎都是只会到处破坏、挑拨离间、趁人之危篡夺好处的政权。自1921年迄今，中共的确犯了很多错误，受迫害的人不计其数，这是中共必须面对的事实；但鲜为台湾人、或是台湾社会刻意不去认识的，是中共对于社会基层、“反帝国主义”、“反官僚”等主张的强调与坚持，其实更是中共能够在中国大陆屹立的重点。
首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除了工人之外，中共早期领导人重视“农民”的重要性。早在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论及农村土地革命以及发展农民运动。
毛泽东当时强调，要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要打击地主，联合贫下中农；要推翻土豪劣绅的统治，建立农民武装；在农村禁止打牌赌博与鸦片、以及废苛捐推展农民文化运动等。从过去到现在，看看中共每年的“一号文件”，从1982年-1986年、以及2004年迄今，全部都在探讨农业、农村与农民等“三农”问题，与时俱进，也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必须承认，那么多的一号文件、对农业长期以来的重视，至今却仍要年年提、月月提、甚至日日提，基本上代表着中共仍有许多值得改善的空间。然而，也要肯定的是，中共确实都能够发现问题并试着去解决问题，不像台湾社会现在对于农业的漠视，忘了两岸最初都是“以农为本”。
至于“反帝国主义”，也是中共建党以来至今的发展圭臬之一，毕竟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外国的欺侮不计其数。若从中共“独立自主”后的1945年七大党章到2017年十九大党章来看，几乎无一例外，都强调着中共的“反帝”主义。包括独立自主外交、胡锦涛时期的睦邻外交等，再到习近平执政说的“反霸权”主义，依然都可以看到反帝在中共语境中的重要性。
再者，中国官场长期充斥着官僚主义，寻常百姓往往被官僚所压榨，从过去的封建到民国皆然。中共亦看到这项弊病，打击官僚主义就成为其诉求。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即点名官员必须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等；中共建政初期，中共也发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虽然发生了部分的冤错假案，仍打中民众的心。迄今，习近平大力反腐，亦被视作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延续。
与三农问题一样，中共虽然极为强调反腐，但从过去到现在，贪腐的人越来越高层，甚至连正国级的周永康都落马，一来反映出中共政治体制的确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从正面角度来看的话，也代表着当前政府不囿于人情、关系、功绩等，只要犯错，“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社会大众当然也看在眼里。
此外，中共对于“统一战线”的痴迷，也是其重要法宝。所谓统战，绝非仅是台湾视野下政客们认知或传达给民众的两岸“统一”概念，以中共语境来说，就是联合及团结不同政治团体及社会力量，为同一目的而共同奋斗，简言之，或可称为团结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在中共初起之时，联合国民党以打击各地军阀与北洋政府，是当时中共的统战策略；抗战时期，再度联合国民党，是要抵御外侮日本；1945年后，联合各民主党派，是要打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1949年建政后的对外关系，是要联合国际上弱小的、受欺负的国家一同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
如今，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乃至于疫情底下的疫苗外交，或可称为新世纪的对外统一战线。除了上述这些，像是“四个坚持”、对党建的关注，也都是贯穿中共发展的主轴，基本都能在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大决议”、以及历次党章中寻得端倪。当然，中共执政仍存在许多问题，但就是因为几个重要坚持，使其权力尚称稳固。
过去的民进党 其实没有那么讨厌中共
至于民进党、或是所谓的“绿共”，是不是一直以来都跟中共不对盘？其实并非如此。
戒严时期党外之所以集结，是以反国民党、反威权、追求民主自由为初衷，因此过去在推动两岸交流、老兵返乡、开放民众赴陆探亲等想法，党外及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都走在国民党的前头。
可以说，当时的民进党一直都有与中共对话的声音，因其创始成员有支持两岸统一的费希平、傅正、林正杰、杨祖珺等人，加上民进党和中共之间，并未如国共有着长久的仇恨，因此互动早就展开。
1987年，民进党呼吁国民党政府成立“大陆事务部”；1988年民进党就表示不反对党员以个人身分前往大陆；1990年时许信良主张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也表示两岸交流可搁置主权争议，这些在当时确实都是“进步”观点。
甚至，民进党大老张俊宏还曾透露，其在美丽岛事件出狱后曾接获北京的致意。还得到黄信介首肯，赴日本尝试安排“黄邓会谈”事宜，然因海外台独人士反对等因素未能成行。由此可见，两党欲交流确实存在当时的时空。
其实，从1990年代伊始，包括许信良、吕秀莲、陈水扁、谢长廷、蔡同荣、姚嘉文、柯建铭、邱义仁等人都有相关经验。许信良等人更曾表示，民进党须扬弃意识形态至上、避谈台独，舍去“仇中仇共”的心态，追求包容理解与相互尊重，甚至表明民进党愿与中共“党对党”会谈；施明德也说过“民进党即便执政也不会宣布台独”。1999年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表明台湾依宪法称“中华民国”，某种程度更可解读为接受“一中”框架。
进入2000年后，陈菊、赖清德、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奇昌等民进党籍政治人物曾赴大陆交流；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还在2012年与大陆官员戴秉国、王毅、陈云林等人会面。2013年7月，谢长廷创办的“维新基金会”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在香港合办研讨会，谢长廷也与时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见面，据悉谢有意借此发展出民共“党对党”交流模式。甚至在2016年后，诸位民进党中壮世代代表性政治人物赖清德、林佳龙、郑文灿等还陆续提出“亲中爱台”、“和中”、“知中”的说法，虽然当时两岸关系已不若以往，但至少还给人一丝机会。
可惜的是，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大选严重挫败，蔡英文为了力挽狂澜、重振个人威信，只得将筹码全部放在反中抗中之上。两岸互信基础早已消磨殆尽，又碍于中美博弈的现实，以及政党与个人的私益，使得现今的台湾社会仍将中共幻想为是没有自由、开放程度低落的极权国家，绝大多数民众只会接收到经过细心雕琢批判中共的争议新闻，失去公正的判断能力。如今台湾从过去的反共到彼此交流理解，绕了一圈又继续反共，不免与人一种唏嘘之感。
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本组议题将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