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小贩经济”利大于弊？　内地城市拆墙松绑“保就业”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经济影响预料持续，“保就业”成为内地政策重点之一，其间中央政府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希望带动各地放宽对流动小贩的限制。
新方针未见其利，就先见陆媒报道有地方“坐地起价”，收取高额摊位费：“在一些路段一开始招商时一个摊位的费用是每月20元（人民币．下同），现在是800元，摊位租赁者还会把摊位以3000元的价格转租给商户，一个月轻松收入2000多元。”

有多少地就做多少生意？

要讨论摊位费问题，最基本都要先搞清楚谁在收费，又谁有权收费，可是奇就奇在相关报道都未有明言，连不少内地网民都在问“谁是最大赢家”，又或者找方式暗示影射。当然也有部份网民直言，“这就是附近街道办事处收了”，“不然财政收入哪里来”。

所谓发展地摊经济，纯正面看是动用潜在土地资源，将“闲置的”地段路口和空地用于促进商业活动，以达成“保就业”的目标。问题如果这些土地真的是“闲置”，为甚么不一早拿出来动用呢？

城市管理不是“有多少地就做多少生意”，当局还要考虑到治安、卫生、交通等等公共秩序所需，假如开发土地资源的代价大於潜在实效，那就不宜于将相关空间完全“商业化”。如今中央示意要放松小贩管理，缘于“保就业”成为政经首务，所以鼓励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的各层面之间，重新寻找均衡点。

官方机关是否真的“无本生利”？

首先，小贩摆地摊所占的位置是公共资源，等同于向公家租用地方，给予租金亦是理所当然。更为要者，开设新地摊牵涉各种开销和负面影响，行人道路使用权、维持公共卫生水平、官方登记巡查等等都不是免费项目，所谓“摊位费”可以视之为一种管理费，用来换取小贩在公共空间摆档的权利。

🔑🔑河南省郑州市传出小贩摊位被“坐地起价”（微博图片）🔑🔑

就流弊一面，官方机关手握公共资源，平时或受惯性或规例制约，缺乏足够动力“寻租”，不过遇到上级鼓励发展“地摊经济”，部份前线人员一则预料摊位需求会急升，连带衍生出炒卖空间，于是乎原值每月20元的摊位，一时飙升至3000元，二则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将公共空间划拨为官方从中收费的小贩摊位。

对公家来说这是“无本生利”，因为成本都转嫁到小贩和土地使用者身上。微博上就传出：“（长春市）宽城区长新街扶贫市场门前停车场，免费的停车场，用石墩圈起来了，变为夜市，每个摆摊的商户收取价格不等的摊位费。”就算官方收取相宜的摊位费，附近驾驶人士都为政策转变而付出代价。

成都“模范”顾及各持份者利益

如果政治就是资源分配或再分配，所有政府决策都是政治决策，得益和受损是一体两面，关键在于如何令各方愿意接受或忍耐。即使是在最理想状态，小贩摆地摊获得政策优待，支付较低摊位费就能在黄金路段做生意，对缴付较高租金和管理费的入铺商家不一定是好事，其房东和业主也可能有异议。

🔑🔑吉林省长春市辖区被指围封免费停车场，改造为收取“卫生费”的地摊区（微博图片）🔑🔑

至少在政策文件的拟定上，作为“地摊经济模范”的四川成都据称创造了10万个职位，其间便采取较为稳妥的做法，以确保卫生和安全为前提，尽量做到小贩、入铺商户和业主都得分享得到政策效益：

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和夜市；
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
允许大型商场开展临时占道促销；
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以粗略推论凭空分析，要讲得“地摊经济”极好或极坏都不难，至于执行还讲究前线人员如何因地制宜，掌握辖下地区的商品供求、商业活动分布、居民消费习惯、人流状况等等资讯，才决定如何推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地摊经济”牵涉众多持份者，少不免需要作考察和咨询，否则可能又走上乱干盲干的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