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四川悬崖村告别“天梯”　脱贫典范放诸全国皆准？

四川省凉山州辖下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又被称为“悬崖村”，共有164户居民。时至近日，该村逾半数村民共84户要告别爬“天梯”的日子，搬入县城郊区的新建安置楼房。

内地有自己一套的传媒生态，有时很难单纯用“防火长城”、“报喜不报忧”、和“铁腕审查”来一笔带过。至少从脱贫攻坚这项国策来看，既有宣传政策成果的一面，也有藉传媒报道以儆效尤的一面，其间不乏理性讨的空间。

多年来均有理性讨论空间

以悬崖村为例，从其一开始成为传媒焦点之时，内地舆论就有人质疑，政府耗费人力物力以支援条件欠佳的小村落，是否有浪费资源之嫌。毕竟以中国幅员之广，这一类与世隔绝的贫困村为数不少，有“悬崖村”之名者更非只此一家，若果每一条都要成为“样板村”，似乎是不切实际。

不盲目吹捧，也非鸡蛋里挑骨头，内地各界对于扶贫手法各自提出不同见解，例如针对上述浪费资源问题，悬崖村几年前已讨论过易地搬迁，但有外界评论引述过往例子，指部分人缺乏相应谋生技能，鼓励他们移居外地有弄巧反拙之虞，个别人士更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和吸毒，最后又回到他们离开的山区老家。

悬崖村贫困户实则也有发言权，他们考虑到乡土之情和居住习惯，四五年来都不愿意离开，直到政府提出以县城周边地区为安置地点，单位家具和公共设施一应俱全，双方才达成共识，超过一半村内贫困户离开故乡。

官方批政绩工程致负债严重

“样板村”呈现出基层民主的美好图像，干部办事均以民为本，先是改善居民生活“救近火”，继而发展产业“授之以渔”，最后在有商有量的情况下安排村民在异地重建家园。悬崖村经验是其中一面的故事，但这不代表官方和陆媒只知道正面乐观的资讯，更不代表他们拒绝接受和讲出另一面的故事。

四川广播电视台90后女记者高慧玲和同事进行“悬崖村”搬迁的报道，镜头前的她谈笑风生，十分淡定，但之后爬下“天梯”下山，却吓得在车上嚎啕大哭：

悬崖村获得州县两级政府支援，其间财政援助与村庄经济实力可说是不成比例，换作是其他地方用上同一种办法，就可能会引发严重问题。2018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就点名批评湖南省汝城县，指其长期大规模举债搞政绩工程，致使于2017年底负债率达到336%。

当然，钱用得其所就不是“政绩工程”，悬崖村接通水电和互联网，藤梯换钢梯，村民均实实在在地受惠。作为“反面典型”，汝城县就以扶贫名义，动用480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修建政府广场，县内却仍有村民要靠煤油灯照明，与以民为本和有商有量完全背道而驰。

“砖头包危房”实地演绎粉饰太平

在许多贫困地区，官方均以发展旅游业为扶贫手段，悬崖村也不例外，但不少地方的“旅游建设”却沦为假大空宣传品。去年底，贵州省独山县就被揭发耗费超过22亿以建造“山寨紫禁城”，县债务更远超财政收入水平，县委书记潘志立则涉嫌受贿和滥用职权而被起诉。

“悬崖村”逾半数村民告别爬“天梯”的日子，搬入县城郊区的新建的安置楼房：

在运动式“脱贫攻坚”下，—边是官员以完成扶贫工作之名，行利益输导之实，例如陕西前副省长冯新柱把扶贫项目分给私企老板，从而换取个人享乐，另一边是扶贫建设弄虚作假，例如去年初吉林省洮林市为应付检查，以亮丽砖头包围危房外墙，看起来光鲜，而内里仍是破落土房，名符其实地粉饰太平。

对比悬崖村和“砖包屋”，外界难以判断那一个才是“脱贫攻坚”的真实面貌，只可说官方乐于宣传“样板村”之外，也通报贪腐渎职的情况，是面对现实也是予以警告。无论如何，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年，国务院扶贫办即于2月表明，将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