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洋捕捞”背后　隐藏着更深危机

中国紧绷的舆论环境下，地方警察大范围趋利性执法（俗称“远洋捕捞”）的丑闻曝光实属不易。《人民日报》等官媒都进行了直接地批判，中南海亦高调表态要严肃整治。

其实过去十多年间，中国不同地区的警方一直在跨越界线，对民营企业进行突击搜查，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最近几年成泛滥之势。这种恶劣的行为早就在民营企业圈造成惶恐不安的寒蝉效应。

爆出此次事件源自广东省的一份内参，直接用“远洋捕捞”来形容这个经济发达省份近年来成为异地执法的重灾区。梳理近几年中国公开的讯息，可以发现内蒙古、河北等北方省份的公检法扮演了“捕捞者”，而广东、浙江等南方则是“水美鱼肥”的区域。此次“远洋捕捞”可谓是政府内部爆出，媒体随后跟进。

“媒体监督”并非提倡斗争

中国大陆媒体近些年陷入普遍“生存”困难，所谓负面报道与调查性报道都处于匮乏时期。就如“远洋捕捞”丑闻，民营企业遇到的类似刁难远不止趋利性执法，但内地的官媒或摄于政府与强力机构压力，难以履行实质性的舆论监督。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北京高层获取更多社会讯息的能力。

最近十多年，媒体圈一直在争论所谓的“异地监督”问题。前几年山东某媒体高官曾称，“从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从来不转播任何灰色地带的东西，只转发正能量。”而早在2011年，湖北省委甚至已明确要求本省媒体不搞异地监督,不搞跨省监督采访。

当某一地区发生敏感案件或事件时，本地及本领域的媒体因政府压制等种种缘由通常不主动进行报道，域外的媒体会以超脱的地位和视角来开展媒体报道，从而推动事件地曝光进入公众视角，促进上级政府了解并启动问题解决程序，这种现象在网络讯息时代尤为显著。

在中国，这种异地监督的辩证伦理始终没有解决好，政府网管部门往往采取更多 “一刀切”的办法规避真正问题的发现。同时，官员们动辄强调“斗争”，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习近平曾明确告知“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中共斗争是“苦干实干、攻坚克难”，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基本的新闻监督缺失，各级官员不分青红皂白的施压，下情不能上达，重要讯息渠道被粗鲁堵塞，很可能客观造成了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会发生。

“远洋捕捞”带来系统性危机

这种来自远洋的“味道”的确让北京难堪，从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民营企业对政府与政策信心丧失。在这样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期盼的公平、公正的经营活动都是在“炮火”中进行，其实这也严重扰乱了国家整体市场活动。

最近几年，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法律诉讼成倍增加，往往企业赢得了官司，却根本不可能让政府履行判决。对于民营企业主来讲，“政府不报复打击就很不错了”。如果中央梳理这类问题就能发现，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生存环境并不像政府宣传的那样光鲜，实质完全相反。中国政府正在加速立法“民营企业促进法”，可很多声音并不看好这样法律的出台，它们会联想到地方政府借此法的名义进行更多地管制与盘剥。

远洋捕捞揭示的问题，其实是地方政府委托强力机构以法律名义进行的选择性、趋利性、过度性执法的叠加，民间甚至公开称之为政府（以法律名义）“黑社会”行动。民营企业面对的还有钓鱼执法、近海垂钓、池塘炸鱼、考古挖掘、特勤引诱、保护性抓捕等等。这些民间的隐晦词汇，映衬了社会的诸多不满，而不少民营企业都曾遭遇“抄家式办案”。当然，上述五花八门的“法律行动”，几乎没有出现在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中，从侧面印证了地方政府“专捡软柿子捏”的投机心态。

一篇题为《论远洋捕捞 ：这架势是要把民企老板搞绝种》的网文这样写道：这世道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就说民营经济，一方面政策利好加持，官媒吆喝鼓劲，另一方面，几乎每天都有不幸的资讯传来，民企老板或泣血呼号，或身陷囹圄，或离奇殒命。针对“远洋捕捞”，官方话语声色俱厉，可是对此恶劣行径，你见过有被公开追责查办的么？干成几票的，怕是正论功行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呢。

上述诸多乱象究竟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冲击，耐人寻味。外界更关心北京是否将“远洋捕捞”视为对政治政权的严重冲击；是否能够放开更多讯息渠道强化舆论监督；是否采取强力措施扭转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是否对涉事的地方政府严加惩处。

如若连最基础的法律都不能兜底，信任崩塌就会接踵而来。此类丑闻不仅是对民营企业的侮辱，更是对法治，对经济宏观面的系统性打击。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这类事件绝对是带来惊涛骇浪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