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转向背后：关键是维持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继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启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向以来，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赶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为经济政策进一步转向定调。

本次政治局会议在明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稳住楼市股市”的同时，至少有三处不同寻常的表述：一是时隔14年再次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次是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09年、2010年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在于“更加积极”；三是首次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意味着明年中国经济政策转向力度将进一步增加。

应该说，从9月到本次政治局会议的经济政策转向，重心都是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扩大内需。在这背后，是近年来随着内外形势的叠加冲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市场和社会层面对于未来缺乏信心，社会活力遭到抑制，许多人困于失业或降薪，内需不振，以至于反过来妨碍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问题往往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性问题，与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同时出现的是，内卷和躺平的心态在社会蔓延，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许多人被焦虑情绪困扰，考公、考编大热，曾经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创新、拼搏精神正在被保守的避险心理和负面情绪侵蚀。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右翼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流行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卷土重来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在此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中国推动经济政策的更大力度转向，释放强烈的提振经济信号，既是为了化解近年来的经济困境，又是对冲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怎么稳定预期和减少社会层面的负面情绪，怎么激发活力与内生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秩序下，对于一个健康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内生发展动力，才最能屹立不倒。中国所提出的“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基于长远健康发展的考量。但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内部的有效需求和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都存在不足，有待进行更大力度的提振。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和情况有多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社会距离“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贫富分化问题的突出和阶层固化现象的加剧让许多人担心向下坠落的通道在扩大而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收窄；困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和经济增速下滑的广大中下阶层民众压力大，后顾之忧较多，债务压力较大，有通过消费来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却受限较多，缺乏闲暇或经济条件去创新和创业。这样既会妨碍内需的提振，又会抑制社会活力与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关键其实是中国人在过上美好生活的内驱动力作用下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有了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中，因为政策的持续松绑，大量民众在通过创新和拼搏改变命运的同时有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一个社会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发展，关键在于多大程度人尽其才，而人尽其才的程度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政策、文化观念构成的综合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让所有人都有合理范围内平等受教育和参与竞争的机会。只有当平等受教育和参与竞争机会的人越多，那么，人才被发掘的概率便会越大，进而通过人才的创新和拼搏来带动社会进步的机会自然越大。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公平理念在契合人人平等的价值之外所具有的社会进步意义。

发展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目前中国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在于为创造一个尽可能人人平等受教育和参与竞争的综合环境而持续努力，这就包括：推动法治进步带来的可预期的、稳定的市场和社会环境，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程度和覆盖程度带来的民众后顾之忧的减少与内需的增加，提升教育的公平程度和持续落实共同富裕理念带来的人尽其才程度的提升。这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积的发展经验，在目前中国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下变得尤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