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铁板一块　观察中国不可少的三个视角

前两天一个很久未见的外地朋友造访，刚见面对方就抛出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还有信心吗？面对这个“大问题”，一时间有点错愕，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只能看似很敷衍地说，“有信心还是没信心，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没想到他很坚持，让我“展开说说”。

以下内容是我跟这位朋友“展开说说”的内容。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发现，很多人习惯于将观察中国的视角锁定在政治、经济上，这两个视角当然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观察中国不可少的视角：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如果只是从政治、经济维度看，可能是没有信心的，但如果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维度看，又是有信心的。”为什么这么说？

先看法学。最近一篇《法学教授们的最小单位堡垒》的长文在内地社交媒体刷屏，该文记录的，正是过去几年在普法写作上引发极大关注的、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赵宏、罗翔、陈碧和李红勃四人的故事。罗翔等人之所以能迅速进入舆论中心，一个大的背景是，疫情之后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且法治成了最能引发人们关注的话题，比如寻衅滋事罪存废之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推动反网络暴力法、流浪动物保护法的立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的争论等等。最新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是青海海西中院通报“法官垂帘听审”风波。

从外部视角看，自然会认为中国从来不是法治国家，但其实社会层面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站在官方的立场，一方面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早已被确定为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另一方面接下来中国不可避免要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如何与中产对话，法治是最有效的路径，同时法治也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也是为何法学界泰斗江平去世能引起广泛悼念的原因所在，人们既在追忆他如何为法治中国、为私权呐喊，也在借此表达自己对于法治的朴素期待。所以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案件，短期看暴露了法治建设的不足，以及地方法院的乱作为等，从长远来看，民意的倒逼也在推动更大意义上的法治中国。何况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在技术变革的今天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只要这样的诉求仍在，法治建设的步伐就不会停下来。

其次是社会学。同样从外部视角看，认为中国社会不过是铁板一块，人们被管得死死的，也不能自由接触到各种讯息，更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其实中国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尤其社会层面，中国很大、很复杂，地区之间的差异有时候甚至超过一些小国之间的差异，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还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任何将具体问题抽象化的行为，都可能最终让作为主体的中国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这也是为什么说社会学是观察中国的重要视角之一的原因。对很多人来说，很难有机会去深入观察中国社会面正在发生的变化，也没有能力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看到本质问题所在，所以社会学家提供的视角就极为重要。比如来自社会学领域学者们的观察（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极大拓展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解面向，这也是认识中国很重要的维度。很难想象，当一些媒体动辄说中国要崩溃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意识到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更深厚的力量？要知道，中国人民求变的诉求，才是推动中国崛起的底层逻辑和决定因素，而不是仅仅依托于上层力量。

最后是历史学。观察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历史学的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和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用台湾学者吴启讷的话来说，在思维上，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是中庸和渐进，不存在绝对的“崩溃─重建”图景和“推倒─重来”模式，不存在“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对立，所有的创新都建立在不断从历史教训中学习和不断有效连结历史资源的过程之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论述，就是在这一与实践过程相连结的思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受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内地不少历史学家开始转换历史研究的关注视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2023年2月14日，《人物》发了一篇题为《罗新：一个历史学家，不想再对帝王热情》的长文且很快刷屏。罗新决定着手写北魏宫女王钟儿的故事，是顿感瘟疫之下，大时代里的普通人太容易被巨大的外力打翻，成为夹缝中的人。他说，“看到那么多具体的人的困难、彷徨、困惑，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事情，但做一点是一点。”“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家的重要责任吗？”对于为何对帝王“不再热情”，罗新给出更为直接的解释——“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对帝王热情的退却，可能才能形成更完整的历史叙述，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边缘人，也可能承载着很重要的历史记忆。当大历史走入寻常百姓家，当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才是当下历史学家的重要责任，社会面才可能逐渐形成一种共识，不再盲从、迷信某一种权威，以及重拾对日常生活的热情与思考。

回到开头那位朋友关于“信心”的问题，疫情之后，稳信心、稳预期成为官方会议中的高频词，或许比起“对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还有信心吗”，更值得追问的是：高阶政治和经济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哪里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