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世界．三｜远在非洲也火热？ 由黑人中医“第一人”说起

中医药近年在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常见，其中在非洲大陆尤其普及，除了因为当地也有类似的传统草药历史和文化，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近年在当地的推展，相关产业亦大举输出，中非的中药贸易变得日渐频繁。
然而，在一片利好中医药发展的环境下，贩卖假药、无牌行医、偷猎野生动物等业界固有的种种乱象和弊病亦陆续浮现出来，成为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切实问题…
此为“中医药在世界”专题系列之三

现年58岁的迪亚拉（Diarra Boubacar）1964年出生于非洲马里的一个医生世家，爷爷曾是名草医，父亲则是当地一间医院的院长。上世纪60年代，中国援非医疗队将中医带到了他的故乡，中医师使用的针灸、拔罐等物品，当时让年纪轻轻的他感到十分有趣。他忆述：

小时候看到中医师用一根银针就能治病，感觉很神奇。那时候或许心中就埋下了中医的种子。

1984年，迪亚拉从马里医学院全科专业毕业，同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参与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交流项目。两年的课程结束后，他原本打算考入北京医科大学，惟后来改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学习中医之路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启发他继续前进的是中医和传统非洲医学的相似之处，例如使用某些草药治疗相同的疾病和放血等。

首名外国人在内地考获中医博士

经过11年的寒窗苦读，迪亚拉最终在1997年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针灸博士学位，成为内地首个获得中医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毕业后，除了在私营部门工作外，他多年来还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在落后的内地村庄治疗贫困患者，为村民治疗麻风病等疑难杂症。

自1990年代末以来，迪亚拉的足迹经已遍及云南红河、怒江等地偏远山区，至今还培训出3,000多名村医。2001年，他受到当地政府的邀请，开始为云南红河县三村乡的一足村的村民义务诊疗，三村乡为云南省最贫困的乡村之一，也是国家级贫困乡。“自小，当我父亲在家看病人时，他从不向他们收钱。他总是告诉我，医生的工作就是爱护病人，为自己的社区服务。”迪亚拉说。

迪亚拉近年见证到中医药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中国药理学家屠呦呦更因从中医古籍中提出治疗疟疾的方法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这些发展皆鼓舞了他，“中医药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迪亚拉如今的梦想是希望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回故乡，计划先从小规模开始，希望仿效在中国农村的方式培训非洲医师，以非常便宜和有效的方式治疗非洲人民。目前，他正与15名同样在中国学习的非洲医师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参与他这个项目，还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寻找投资者。

我的愿望是成立一个中医中心，它不仅是间医院，同时是个教育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中医，此外还有对中医和非洲草药的高级研究设施。

疫下中非医药贸易有增无减

像非洲人迪亚拉前往中国学中医的例子其实并不多，但中医在非洲的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

事实上，虽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在新冠疫情下锐减，工程建设接二连三停摆。不过，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资料显示，2020年上半年，在中非贸易整体下滑的情况下，双边医药贸易额逆势增长至16.02亿美元（约125.75亿港元），同比增加近14%。而自2013年起，在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带领下，2017年中非之间中药进出口总额高达约8,000万美元（约6.28亿港元），较5年前增长了两倍。

去年有研究亦指出，中医药产业在非洲迅速拓展版图，目前约有2,000名中医师在非洲45个国家执业，中医药企业、中医诊所积极在非洲各地设立；中非论坛大力支持中医药和非洲传统医学合作交流，还有当前的疫情亦让中国政府强化中医药在非洲的推广。

随一带一路进入非洲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计划也将不少中国人吸引到当地发展设厂，或者参与非洲各国的工程建设和资源开发。大量的中国人来到非洲，自然也就加强对中医药的需求。中国政府不仅与许多非洲国家签署正式协议以支援中医药发展，同时也争取某些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中医，如纳米比亚和南非。以南非为例，该国于2001年通过联合健康法，由当局实行对中医师和针灸师注册管理，发放执业执照。

今天，许多非洲国家都欢迎中医药，很多人特别喜欢针灸。世界卫生组织（WHO）分析认为，中医药在非洲受到欢迎的原因，80%的非洲人仰赖当地传统医疗，当地人普遍相信传统医生，视之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故倾向不会排斥中医药。

不过，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法律并未认可中医，也缺乏相关认证法规。迪亚拉曾向内地传媒表示：“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医药也随之而来，其中很多无牌的中医师、不合格的养生专家和他们的假药假产品也到处可见。”

售卖假药、无牌行医以外，在非洲引起更大争议的还有偷猎野生动物问题，且惹起来自全球动物关注组织高度重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等非洲大城市，店舖销售含有动物成分的中药产品或中药材，包括虎骨、龟壳、犀牛皮等，当地市集还公开贩售象皮、穿山甲鳞片等。由于许多这些动物性的药材主要是来自非洲，外界因而关注中医药企业在区内计划建构从采购到贩售的完整供应链，恐将进一步影响当地濒危的野生动物，比如南非的犀牛。

关注动物权益的旅游作家上田莉棋表示，当中药需求量增加，这些动物的生存压力肯定会增加。她回顾象牙贸易历史指出，象牙贸易曾经很长时间被禁止，后来《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一度把象牙贸易列为合法，大象的盗猎数字出现夸张急升。

科研“无影”碍发展　香港能助扭转乾坤？

由非洲的例子可见，中医药不论在行医规管、药材原料、药材来源合法性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待解决，才有望推向“普及”。近年，世卫虽以“传统医学影响上万人、普及全球”为由，希望将传统医学编入国际疾病分类（ICD）。该组织花费十多年时间，才让亚洲国家的各个代表，把发展数千年的传统医学知识浓缩成一个分类系统。ICD记载数千种疾病及诊断方式，在医学研究方法、医疗保险范围有重大影响力。

然而，由于中医等传统医学的诊断纪录相当少，至今世卫以至科学界仍无法完全认可其治疗上的科学性或疗效。美国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药理学与医学教授Arthur Grollman表示，中药的疗效多数未获得证实，只有少数草药经过毒性或致癌性检测。伦敦大学药理学教授David Colquhoun则认为，许多研究发现针灸仅具微小的影响，但“没有临床意义”，许多证据反指出“针扎在不同处，结果仍是一样的”。

这些批评多少反映出，缺乏科学验证似乎成为中医未来长远发展不得不跨越的一道坎。从记者与多位中医药业界人士、专家学者等了解，中医药业面对无牌行医、售卖假药、偷猎野生动物也需要长远监管，因应各国的发展、政府之考量而定。

更让人关注的是，中医药发展现时仍鲜少涉及临床科研，在缺乏充足科学实证的情况下，行业要推广至世界难免将困难重重；而这方面在香港却是大有可为，有望扮演其中的重要角色，这方面将在后续的文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