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运动50周年】一个体育馆一部电视　如何触发美国最激学运？

“我不打算隐瞒，当年我到汉密尔顿楼（Hamilton Hall）是为了看R&B乐队Soul Syndicate的演出，听他们边弹着低音结他，边唱《Ooo Baby Baby》。”当年参与占领教学大楼的黑人女学生Karla Spurlock-Evans，如今已经69岁，但对这一切记忆犹新。她接受《香港01》访问时坦言，当年是误打误撞才成为了学运一份子：“那天（4月23日）黄昏时分，我到达汉密尔顿楼，大堂逼满了学生，而且大家都表现得振奋激昂，不过当时并没有乐队演出。我看到每个角落都有学生就地而坐，我意识到他们正在抗议静坐。我虽不是社运人士，但我明白同学们正在争取些什么，于是加入了。”

这场被誉为启蒙无数美国人的学生运动，始于汉密尔顿楼的占领行动。学生争取的到底是什么？那要由一个体育馆说起。1968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在校园外哈林区的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兴建一座体育场馆。哈林是非裔美国人聚居的社区，哥伦比亚大学则相反，是建于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的名校，学生以白人为主。

触发学运的两条导火线

哥伦比亚大学一再向外扩充校园，早已遭到非议。为了不落人口实，哥伦比亚大学承诺体育馆落成后会开放予哈林居民使用。不过，魔鬼总在细节里，所谓社区、大学共享原来是“九一分帐”。根据图则，体育馆88%面积都是学生和教职员专区，只有小部分设施开放予哈林居民。不过，Spurlock-Evans指出，体育馆最大的争议其实落在出入口设计——大学专区设于较上层的位置，学生和教职员可以经瑰丽堂皇的正门进出。相反，哈林居民只能使用下层的设施，而且只有地库的一个后门才能通往该区。“这俨如种族隔离，勾起了不少人的惨痛回忆。” Spurlock-Evans说。在众多反对声音中，以“非裔美国学生组织”（Student Afro-American Society，SAS）的批评最为激烈。

这（体育馆设计）俨如种族隔离，勾起了不少人的惨痛回忆。

另一边厢，校内一个快速壮大的新左翼组织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即支持民主社会的学生团体），发现大学管理层担任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IDA）的会员，校方甚至赞助与越战有关的军事研究。当时全美上下反战呼声高涨，哥伦比亚大学支持越战的做法令不少学生震惊和失望。

著名学生领袖、SDS成员马克拉德（Mark Rudd）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回顾该场抗争运动，说那时许多大学生都是二战结束后出生，成长阶段听过不少历史教训，也看着美国民权运动自1950年代起逐步壮大，内心深处都受到某程度的启蒙与冲击，“我们经常思考，要是我们生于纳粹德国，能否做一个‘好人’？我们能否像我们国家的民权斗士一样，有无比的道德勇气？校方支持越战、拥抱‘制度性种族歧视’，把我们彻底吓坏了。”

校方支持越战、拥抱“制度性种族歧视”，把我们彻底吓坏了。

于是，两个学生组织决定燃烧理想，以示威方式迫使校方放弃兴建体育馆，并终止和IDA合作。SAS和SDS的第一步行动是占领汉密尔顿楼，据其中一名学生领袖Stuart Gedal忆述，原本学生并没打算作出激烈行动，只想一直静坐至警卫驱赶为止。但当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到一楼时，碰巧署理院长Henry Coleman正于办公室内，他们于是走进去。Gedal跟Coleman说：“你不准离开。”Coleman问：“什么？”Gedal重复一遍：“我说你不准离开。”然后，学生们把院长反锁室内，其中三位同学站在门口把守。当时的气氛尚算平静，Gedal还记得院长拉开百叶帘，查看外面学院大道的情况，还吩咐别人为他买一杯雪糕。一天后，院长安全“获释”。

离开了汉密尔顿楼的不只是院长，还有SDS成员，这是由于两个学生组织意见分歧，最后黑人学生要求SDS离开，转而占领校内其他建筑物。马克拉德忆述，SAS成员认为白人学生不够冷静克制，而且经常拿不定主意，再者“分头行事”更能突出两个截然不同的诉求——黑人学生留守汉密尔顿楼，抗议校方霸占穷困哈林区的土地；白人学生占据另外四幢行政和教学大楼，迫使大学与IDA“割席”。

上文节录自第11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7日）《他们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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