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运动50周年】马克龙改革掀示威潮　唤起五月风暴的记忆

1968年春天法国发生五月风暴，当年参与学运的潘鸣啸（Michel Bonnin）对《香港01》忆述经历，以及分析这场运动对法国的深远影响。50年过后，法国近月出现示威新浪潮，多间大学爆发学运，让不少人忆起那些年的抗争岁月。点击片段，即睇访问。（此为《六八运动50周年》专题报道之二）

五月风暴果然一如其名，来去如风。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统戴高乐于5月29日神秘失踪，连夜赶往联邦德国的法军驻守地，寻求军方高层的支持，翌日返回巴黎发表讲话，宣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早已厌倦罢工活动的市民走到香榭丽舍大道游行支持戴高乐，令情势出现变化。

随后的6月，反戴高乐的示威浪潮逐渐减退，工人陆续回到工作岗位。本以为五月风暴能促成法国第五共和国的终结，然而，国会选举的结果出乎意料，戴高乐的右派在大选中获得大胜，象征着运动无疾而终。

欲了解五月风暴的爆发经过，点击前文：从保守走向自由 改变法国的那场五月风暴

学运过后，潘鸣啸开始学习中文，年少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很有兴趣，对东方感到好奇，觉得在巴黎学不好，就决定去中国跑一趟。但那时中国在闹文革，外国学生一律被驱逐出境。他说：“既然去不了中国，就去最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于是在1971年，二十出头的他只身来到香港，寄居朋友祖父母的家，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中文，还在此遇到从中国逃亡的知青，认识到文革那段历史，多年后著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现时长居香港。

没推翻政府　却改变了风气

“虽然运动失败了，但社会整体得到一些改革。”潘鸣啸这样说。五月风暴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戴高乐胜选后组成新政府，就教育、劳工权利等方面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因为他不可以当没事发生，需要改革。”运动结束后，潘鸣啸曾参加学生与教育部长富尔（Edgar Faure）的谈判，富尔是一名左派，他看到戴高乐政府邀请一位左派份子入阁，感到政府走向开明。

潘鸣啸认为五月风暴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在家庭或是学校，人们开始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这场抗争更成为了后来“妇女解放运动”的起点。在潘鸣啸眼中，1968年的法国较为传统，戴高乐政府的威权主义与传统天主教思想当道，男女关系倾向保守，社会把女性当做生仔机器，甚至不允许民众避孕或堕胎，若迫不得已只能找黑市医生，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想法。

那次运动之后，男女关系自由多了，女权也有显著提升，这反映在社会政策方面。他举例说，1971年有343位具身份地位的法国女性，包括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杜哈丝（Marguerite Duras）、莎冈（Francoise Sagan）等人加入法国女性解放运动，并签署《343宣言》，一起支持女性拥堕胎权利，要求修改法律。1974年，法国右派政府甚至出现了一位女部长，翌年通过立法允许堕胎，增加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为保障女性权益取得极大的进步，这些都可算是五月风暴的成果。除了让女性解放，社会气氛变得开放之外，潘鸣啸表示，这场运动亦创造了一个新传统，就是罢工文化，“以后一有人不满，便会采取罢工、占领地方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更加敢于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工人的待遇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劳资关系也得以改善。

马克龙改革　阻力大路难行

50年过后，中间派的马克龙当上法国总统。自上任以来，马克龙积极兑现竞选承诺，提出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议，包括劳动法、移民政策、农业补贴、退休体制，削减公务员职位和教育改革，近期他更向法国国铁工人“开刀”，提出延后法铁退休年龄及缩减退休金等措施，引起各界人士不满。

马克龙不顾国内的反对声音，强推改革触发了全国示威浪潮，迫使法国人走上街头。上月起，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的四大工会展开大规模罢工、法国航空工会罢工要求加薪，法国再度陷入骚动。有学生组织更发起封锁学校行动，不让教师和同学上课，抗议政府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方案，违反自由教育的原则。当中包括巴黎索邦大学，索邦大学正是1968年五月学运的大本营，历史仿佛在重演。

法国民调机构Ifop-Fiducial于4月18日公布民意调查，在马克龙上任总统快将一年之际，近六成受访的民众不满马克龙的政绩，主要归因于急进的改革计划。民意反弹会否令法国再度发生如1968年大规模的社运风潮？潘鸣啸认为可能性不大，“现在我看不见社会变成一个像当年全国大罢工、让政府瘫痪的状况，但不排除社会将有大型运动，因为马克龙政府想搞很多改革，要实现这些改革，社会有些人会觉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不改革不行，所以一切很难说。”

被问到法国当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想了一想，说是就业问题。事实上，高踞不下的失业率是法国社会的毒瘤，自欧债危机以来，法国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许多人都找不到稳定工作，青年人失业率甚至接近25%，这是马克龙主打经济改革的原因，“我觉得多数人还是会支持改革，但如果后来有人感到失望，（政策）对学生和工人有害，可能就有变化。”

相比1968年，现在的政治环境大不同，潘鸣啸回忆，当时戴高乐已经执政了十年，民间有一个口号：“十年，我们受够了。”人们普遍对政府不信任，“不过现在马克龙上台没很久，还可以代表一种新东西。”

上文节录自第11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7日）《六八运动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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