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运动50周年】从保守走向自由　改变法国的那场五月风暴

1968年是政治动荡的一年。1月捷克“布拉格之春”掀开公民抗命的序幕，到法国“五月风暴”，学生、工人起来争取自由和平等。在美国，此起彼落的黑人平权及反战运动震撼人心。横跨整个西方社会的抗争运动，象征了反建制与反保守主义、新旧交替的一年。半个世纪过去，当年的社会运动对现今社会有什么启示呢？本专题采访了一些曾经参与“六八运动”的人，在时代巨轮下，或许他们只是小人物，历尽人生起伏后，却是最真实的历史见证者。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不只一根根白发，他们的1968年，争取过什么？又承受了什么？（此为《六八运动50周年》专题报道之一）

人没有愚蠢和聪明之分，只有自由和不自由之分。

我们先由法国五月风暴说起。

4月中旬，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接受龙应台基金会邀请，以“法国：从五月风潮的‘左’走向了哪里？”为题，分别在台北和香港举行了两场讲座，分享他亲身参与当年学运的经历。潘鸣啸是法国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专家。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他，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学生、传媒常追问他当代中国问题，但关于1968年家乡法国发生的往事，还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

撕掉蓝与白　只见红旗飘扬

记者相约潘鸣啸做访问，尽管已过半世纪，他对法国五月风暴仍记忆犹新，一辈子也忘不了。回想1968年，年仅19岁的潘鸣啸是南泰尔大学（又称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生，他坦言自己不热中政治，五月风暴爆发前法国发生多次学生示威，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有南泰尔大学的男生要求开放进入女生宿舍的权利，跟校方发生冲突。

五月风暴是一件较复杂的历史事件，1968年3月可算是整场风暴的起点，一群反越战学生占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遭警方逮捕，当中一人为南泰尔大学学生。3月22日运动爆发当晚，潘鸣啸正在校内听音乐会，表演差不多结束时，一位红发男生突然冲上舞台说“我们占领了行政大楼”，呼吁学生支持反越战的抗议运动，他才知悉事件。

那名冲上台的学生是学运的核心领袖、德国籍无政府主义者柯本迪（Daniel Cohn-Bendit），就读社会学系，潘鸣啸与他在同一栋楼上课，见过几次面，但不熟络。2008年，他们在布鲁塞尔一个研讨会上再次碰面，聊起那天晚上的经过，“柯本迪仍记得那晚音乐会演奏的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我佩服他的记忆力，能重遇他十分高兴，他当年是个领导，是会开玩笑、很随性的人。”

占领行政大楼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322运动”组织，批判美国越战、要求改革大学教育制度，那个时候潘鸣啸还未加入学运的浪潮中，直至5月初，南泰尔大学校方决定关闭校园，学生转往索邦大学集结，警方担心事态扩大，出动了上千名警员进入校园镇压，引起更多人不满。“校方认为大学不应该有政治活动，叫警察来（镇压），当我看见暴力，警察用催泪弹和棍子打人，便决定支持学生那一边。”潘鸣啸说。

5月10日当晚，学生在索邦分校附近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筑起路障。潘鸣啸忆述，不只学生参与，示威民众中不乏中年人和长者，巴黎市民纷纷加入学生阵营声援，“大部分人都反对政府的态度，大学是我们的，不是警察的，所以我们占领大学周围的拉丁区。”

这位69岁的学者给人随和及幽默的感觉，谈起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他指占领区一开始气氛良好，很多人在现场散步、讨论政治，后来部分示威者筑路障，把石头当成武器投掷警察，双方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被捕。他的女友正好住在拉丁区附近，两人决定先行回去，在家中收听私营广播电台的消息，他笑着说：“我们不觉得自己是逃兵。”

警方暴力镇压示威人群的消息，触怒了法国人，法国总工会等多个团体于5月13日发动全面大罢工，共100万人走上巴黎街头示威。此时，潘鸣啸和女友参与了占领奥德翁国家剧院的行动，他把戏院里的法国国旗摘下，撕掉蓝、白部分，剩下红色旗帜挥舞。到了5月22日，示威人数已达800万，罢工令到整个社会陷入瘫痪。就这样，这场学生运动演变成工人阶级，甚至是挑战＊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政权及第五共和国体制的政治运动。

＊注：戴高乐治下的法国是个威权保守社会，同性恋犯法，女权低落，女性上班不能穿裤子，已婚妇女到银行开户口须经丈夫同意，电视节目及新闻要经审查，工人不受保障。与此同时，反越战的抗争已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加速了法国抗争运动爆发。

婴儿潮世代　难找自己位置为何这场示威会迅速蔓延？潘鸣啸说，1968年全球多个国家都有社运发生，在传媒的影响之下，他和其他法国青年一样，看到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西德青年学运领袖杜契克（Rudi Dutschke）中枪等新闻，受到很大的刺激，“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要抵抗（强权），追求另一种世界。”反越战只是法国五月风暴其中一条导火线，事实上这场运动的发生，与日积月累的社会怨气有关。潘鸣啸认为，年轻人不满教育制度是原因之一。二战结束后，远赴战场的士兵们归乡，引发了婴儿潮（Baby boom），西方国家的出生率急剧增长，大学生人数激增，他慨叹：“由于人数庞大，我们这一代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方面，战后的经济发展快，社会需要更多有识之士，令教育普及。以前许多人小学还没毕业就要开始工作，婴儿潮世代是第一代有充分机会读书的青年，大多数人读高中和大学，正因为学到很多知识，多了思考，更敢于发声。特别是大学教育方面，年轻人渴望改革优化制度，破除传统观念的束缚。潘鸣啸指出，当时法国年轻人求变的心很强，因为社会上充斥着太多不自由和不平等，思想依然传统保守，例如在学校里面，男女学生要分班、分宿舍，诸多限制，这种不平等亦反映在雇主和工人、医生和护士的身上，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不满情绪，觉得生活不够自由。

上文节录自第11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7日）《他们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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