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运动50周年】笔尖下的布拉格之春　革命虽败却成就不朽文学

50年前，在共产主义铁幕下的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一场民主化运动——波澜壮阔的布拉格之春，最终被苏联镇压了。在某程度上，文学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克里玛（Ivan Klíma）、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已故捷克总统兼剧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这些熟悉的名字都曾经出现在这场运动中。当民族走到关键时刻，我们也看到作家的身影。（此为《六八运动50周年》专题报道之三）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布拉格之春其实始于冬天。1968年1月5日，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不放弃社会主义路线下，他带领国家走向一条“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路线，为政治体制改革踏出第一步。他提出在政治、经济、教育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自由化的改革，其中最重要一项，便是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捷克出现了一番新景象，人民开始感受到自由的曙光。

在前一年的6月，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作家们批评政府高压政策，要求改革，允许写作自由和修改《出版法》，米兰昆德拉也参与其中。他在大会上狠狠批评极权制度说：“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看作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 ”

来自捷克的香港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戴乐民（Roman David）对《香港01》表示，当时捷克作家对共产党的领导层渐渐失望，“简单来说，没有作家喜欢作品被审查，不仅哈维尔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瓦楚里克（Ludvík Vaculík）、米兰昆德拉和科胡特（Pavel Kohout）等著名作家，尽管他们是共产党员，也要求终结审查制度和一党专政。”

坦克碾不碎人民意志

布拉格之春期间，作家们希望透过文字唤起公民觉醒。最著名的是《Literární listy》杂志的编辑瓦楚里克于1968年6月，在四本杂志上发表的《二千字宣言》（Dva tisíce slov），宣言发表一周之后，数以万计的民众自发在声明上签名，令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二千字宣言》作为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象征性文件，推动了捷克改革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激化了该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为两个月后的军事打压埋下伏线。时任苏联总书记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曾经就此事致电给杜布切克表达不满，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二千字宣言》。

随着时间的推进，民众要求改革声浪愈大，遭苏联视为威胁。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为主的华沙公约盟军越过边界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开进布拉格城内镇压，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失败告终。此后，捷克开始了历时20年的苏联占领状态，失去仅有的自由。

历史学家亚当姆奇（Jan Adamec）认为，在短期内杜布切克的改革失败了，但从长远来看，这推动了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发生，让捷克斯洛伐克变为民主国家，在取消审查制度并保证基本自由的情况下，改革运动取得了成功。

*注：布拉格之春过后，要求民主的诉求未有平息，1989年11月的连串示威游行，加上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逐步迫使捷共宣布放弃权力，由于革命没有触发大规模暴力冲突，政权更替过程有如天鹅绒般平滑，因而得名。

戴乐民的著作《Communists and Their Victims：The Quest for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于1999年至2015年间访问了不同人士，包括共产主义者及前政治犯，记录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铁幕下的受害者故事。他指1968年对人们有着不同意义，“对于强硬派共产主义者来说，1968年是反革命的企图；对于经历六八运动的人来说，那是前共产党人的改革，1968年是建设‘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希望之年，但这个希望被苏联坦克粉碎了。对于前政治犯来说，1968年是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不管共产党哪一派胜出，大部分前政治犯也估计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会失败。”布拉格之春代表着东欧国家有求变的心，希望通过改革复兴社会主义。但苏联出兵镇压之举，使人们认清了一个政治现实，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不容许民主化存在，人们也因此对苏联的威权统治产生恐慌，埋下了引爆东欧剧变的计时炸弹。

走向地下写作　 拒绝谎言

镇压过后，社会被进一步收窄自由，当时捷克文学发展跌落低谷。许多涉及艺术和文化的杂志遭禁止出版，所有曾经参加该运动的作家和学者都被列入黑名单，作品全部被禁，甚至不能在公开场合提起他们的名字。

无处不在的审查制度，迫使人们生活在谎言中。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The Spirit of Prague）里描述当时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一直生活在极权主义权力支配之下。在1960年代后期一个短暂的、更自由的时期之后，这个国家由苏联占领，在一个卖国政府的帮助下，重建了极权主义制度。尽管残酷和残暴的程度、方式有所不同，但持续不变的是对文化的限制。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不追求一个更高更好生活的文化，才是被允许的。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文化。”

1968年8月对我的国家的入侵是现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行为。一个外国武装干涉邻国的和平事务，被说成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当然，这种入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损害。数千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其中许多是这个国家的精英。

正因如此，在布拉格被苏联军队占领后不久，当地掀起一股移民潮。亚当姆奇表示，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作家，部分失去了工作，沦落到要在社会基层做保安、装修或清洁工作，但即使没有了出版自由，他们仍然尝试用其他方式让作品发声。在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采取了一种“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的写作方式，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的东欧显得意味深长。

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最为普及，写作的内容不限于文学，也包含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层面。由于出版禁书属非法行为，这些作品往往在小房子里打印出来，藏在隐蔽角落，出售给地下读书会。“萨米亚特”在地下翻印传播，突破了严厉的审查制度，表现出作家们的勇气和良知，无法压制他们对自由的追求。

现已一分为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今天享有的自由与民主，是付出血汗后得到的成果。可是，今日捷克的民主制度愈来愈多人诟病，充斥着腐败与犬儒主义，政坛右倾，总统总理高举反难民、反穆斯林、反欧元区的旗帜，邻近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的极右政党与民粹主义也在悄悄兴起。

亚当姆奇说，1968年，捷克人所追求的东西，即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阅读自由及出国旅行的权利等，都在天鹅绒革命实现了，“但不知怎的，人们好像忘记了这个世界变得很快，社会早已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移民、气候变化、机械化……捷克人还没准备好应对未来的全球化挑战，这样可能很快对自由和民主造成损害。”但毫无疑问的是，布拉格之春对后世的启蒙很重要，也成就了风头一时无两的文学作品。

上文节录自第11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5月7日）《他们的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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