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年空间战之三】工厦问题愈形尖锐　周博贤：体制内外尽做

人类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源于资源的争夺。回归二十年，土地问题引发了这个城市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有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居住空间），亦有关于我们在生活之上对于文化艺术的需求。二十年来，政府场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难以满足文化艺术的发展。连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新建或更新文化场地，更展开了西九文化区计划；另一方面，各种大小不同的民间文化艺术机构及组织也纷纷成立，形成百花齐放局面。然而，无论政府主导或民间组织的艺文空间，都面对不同的问题，值得探讨；而艺文空间的转变，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政策、社会关系、市场变动、香港人的文艺喜好……

回归以来，最大的艺文空间争议除了西九文化区，一定是工业大厦。2011年，火炭、新蒲岗、观塘等六个地区的工厦文艺工作者，组成“工厦艺术家关注组”，相信是空间争战的一个明证，其后出现的组织有“自然活化合作社”、“文化界联席会议2.0”、“用工厦人”，都一一发表过对政府“活化工厦政策”的不满，要求政府正视工厦艺术生态发展的需要。然而，这些建议一一被政府漠视。

两个月之前，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Hidden Agenda 4.0被打压事件，显示文艺工作者在工厦生存的困难愈来愈大，问题更形尖锐，必须解决。接着，周博贤提出以空置校舍发展艺文空间，事件仍进行中。

周博贤在建制外是“用工厦人”及“文化同行”的成员，建制内是艺术发展局的委员，他着手解决工厦艺文空间的问题。当前人做了很多事情，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周博贤说自己做的事可能与前人分别不大，“但现在的时机可能比过去有优势，希望能把握时机，做多少少。可能是奢望，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会尽力做。”

社会转型下的工厦

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许多工厂北移，香港也迎来了经济转型，以发展金融中心为务。工业产业迁移了，但昔日使用的空间留了下来，一座座工厂大厦依然耸立在火炭、葵涌、新蒲岗、荃湾、观塘等一带。这些年来，这些地方一直有人使用，从外墙密密麻麻的冷气机就能看到端倪。工厦的租金便宜及空间宽敞实用，自2001年起，中大的艺术系学生租用火炭工厦作工作室，工厦开始吸引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团体进驻，有些作为工作室，也有作音乐及戏剧表演的场地。

渐渐地，难以在主流场地付起沉重的租金、刚刚发展或发展中的中小型文艺团体聚集在某一区的工厂大厦，组成群聚（Cluster），以视觉艺术为主的火炭、以音乐和电影为主的观塘、以剧场及表演艺术为主的新蒲岗、集时装与音乐于一身的长沙湾等。又以观塘为例，由乐器买卖、维修、乐队排练、录音制作、表演场地等，一应俱全，如同一个自然发展的本土音乐村，生机处处。

“97年后，政府的执法相对宽松，工业北移的工厂大厦已经自然而有机地活化起来，并没有受到较大的打压。”虽然周博贤不是工厦的第一身使用者，但在2002至2005年间，也见证很多朋友在葵涌及荃湾一带租用工厦，“如打砖坪街有很多Band房，我也有在那里夹过Band。”政府虽知悉工厦用途改变的情况可能触犯消防安全条例，但没有着手解决原有的生态面对的问题，只一直只眼开只眼闭。

直至2009年，政府提出知识型经济，配合六大产业发展，面对再一次的经济转型，施政报告提出“活化工厦政策”，正式介入工厦的发展，着意透过放宽规限及鼓励重建，为不同产业提供适合的发展用地。从措施实行开始，有工厦申请免补地价全幢改装，有工厦重建，有工厦活化。由是，政府挟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进入工厦的艺术生态。

2000年，工厦的文艺工作者发起“生勾勾被活化大游行”到艺术发展局表达诉求，事前其中一个发起人梁宝珊曾撰文，要求艺发局“正视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空间需要，主动为我们与相关政府部门中介协商，重新修订‘活化’政策，使文化艺术工作者以至市民在工厂区内的创意活用，都得以保留以至进一步发展，丰富我们的精神以及物质生活，使本地文化创意工业长做长有。”

自2012年起，很多进驻工厦的文艺团体开始成立不同的组织“自然活化合作社”、“文化界联席会议2.0”、“用工厦人”，普遍的诉求除了批评政府借“活化工厦政策”之名而纵容炒卖楼宇为实外，更同时关注整体香港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及维护艺术在香港价值体系应得的地位和尊重。“关注工厦发展的事及行动不断，但也没有得到解决，看不到政府有任何意志或措施的配合去解决问题。”周博贤无奈地说。

走进建制着意扩阔艺术空间

周博贤的政治启蒙是六四，那时他就读港大法律系一年级，第二年出任法律系系会的外务副主席，适逢当年通过人权法，他们做了很多人权法的教育和研究。自此，他很关注社会时事，05年成立Ban Ban Music，与谢安琪合作，不以被大量贩售的情歌为卖点，反而推出焦点在社会事的歌曲，“探索生活的其他面向”。回归后，一路以来的社会运动如反高铁保菜园村、反国教，因为与生活活相关，周博贤不其然又牵涉其中。“真正走出来的一次是五区公投，我是宣传片中的一员，慢慢好像有一个浪推你到某个位置。”

2016年是周博贤的选举年，他参选了立法会功能组别“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席位、与“文化同行”15位成员参选文化界特首选委席位，及出选艺术发展局委员，最后只成功当选艺术发展局委员。

“上一届立法会已有人叫我去选，但我没有准备好。”他以为只要借音乐带出问题让人反思社会状况，在建制外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足够。2014年雨伞运动后，周博贤发现如此大规模及诉求清晰的社会运动，依然得不到政府的直接回应，他很苦恼，也作出反思：“雨伞后再通过创作做类似的事，到底有没有用？”之后一年几乎停止了创作，2015年他创办Selfie Music，只监制工运大碟《野火》，同时也在岭南大学的文化研究硕士毕业。他并没有放弃创作，也不否定歌曲或艺术的感染力，但是2015年后他开始思考：“在建制内应对社会问题，从而促进一些改变，可行吗？”

解决空间问题需把握时机

工厦问题早已在水深火热之中，租金不断上涨，“Hidden Agenda 发展到4.0，政府仍不闻不问，只巡查检控”。周博贤不止在立法会政纲上有提及工厦，周博贤、文学界别委员的陈慧、戏剧界别委员的李俊亮及视觉艺术界别委员的陈锦成组成“跨界连线”也提及希望工厦松绑牢固僵化的消防条例，让艺团不用再担惊受怕。他们及“艺术3+1”在艺术发展局内同样关注工厦问题，不单止Hidden Agenda，许多艺术团体也栖身于工厦，也面对着工作签证及巡查的问题。“我刚进立艺发局时，提出工厦的问题，艺发局的高层及王英伟主席也很关心及想做多点事，是欣慰的。”周博贤说。

为了让讨论更有意思及有建设性，他们开始收集工厦朋友的个案，查询工厦的艺术艺体的被巡查及被钉契的情况。今年五月底，他们把个案拿到立法会中提出，周博贤庆幸不止民选的委员，官方的委员也想出一分力。六月三日的集思会上，他们提出使用空置校舍，接着与规划署会面，从183间校舍中选择了30间用途上适合作艺术空间的校舍，再查询规划署的意见。“会上规划署的职员对校舍的地点很熟悉，会后以为他们很快回复，但仍等待中。”

在艺发局的架构下，他们将会成立工作小组，除了空置校舍，更会探索其他地方，“利用委员的人脉及网络，还有两三个地方在探索中，看看可否转换使用功能，变为文化团体使用的地方。”同时，“也通过不同人的专长，在法例上作一些建议，如消防条例，经艺术发展局会上讨论出实质的建议，下一步就可约见政府相关部门向他们提议。”

此外，周博贤在建制系统下再钻过去，发现民政事务局下有一个体育专员专责体育事务，故建议在同样架构下，建立“工厦办”或艺术空间办公室，负责统筹工厦相关的牌照申请。 他指出，工厦有不同用法，一种是画画创作或制作电影及音乐，较静态没有太多人流；一种是表演，需要申请场地，拿娱乐牌，手续繁复及需要经过不同部门，又或需要作出大厦用途上的改变。“文化艺术或体育组织，他们也想合法，并觉得消防安全重要，人命关天，能否通过工厦办一站式处理呢？”

回归日将到，意味着新一届政府上场，周博贤留意到林郑月娥在其竞选政纲上及最近的言论中也好像对工厦有一点着墨及想法。“她提出，在消防安全的前提下，低层的工厦可以有豁免。上星期，她也提出文化艺术将是香港发展的引擎。”他也忧虑当林郑月娥推“故宫”的手法如此决断，虽然提出建立文化局和关心文化艺术，但她“会否人格分裂就难说”。

民间社会的醒觉及关注，周博贤认为可能也对解决艺术空间不足的时机上起到作用。“最近我出席了比较多记者会及接受访问，别人对我的印象是关注工厦，因此很多朋友及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找我，如找议员求助。”找他的人不但讲述面对的问题，也有一些民间及商业体关注这件事，他希望能出一分力，也陆续去约见及倾谈，“看看在民间部分能做到什么”。

工厦问题只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

文艺工作者本是负担不起商厦才投入租金相宜的租务市场，现在又面临新一波的压迫，租金不合理地上涨，同时政府也不替他们解决用途不合的情况，他们只有被迫迁。又或者在无可避免挨贵租的情况下，影响到整个制作及演出支出，什么也要节省，在制作质素上还能有怎样的要求？

艺文空间只是文艺发展的其中重要一环。对于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文艺发展，周博贤分析有需要透过内、中、外大圈，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措施来完善。内圈是一些重点针对文化发展的政策，如“康文署每年有十三亿，但艺术局中有一亿多，民政局如能从康文署搬一小部分钱予艺术发展局？”

中圈是经济和社会的层面，周博贤批评学生压力太大及打工仔工时太长，“如何有空间余暇投入文化生活及行使文化的权利？”

他也提倡租务管制，“回归前是有租务管制的，2014年立法会也做过一些调查，但政府因许多持分者有不同意见及争论，在没有共识下便不了了之。”周博贤笑说这个问题应该要全港总动员才能解决。他还希望加强对商界的艺术教育，使他们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不是停留在观众人数、表演规模等量化的层次，他相信“作品的艺术意义或生产出来的不同符号或意义，能帮助商业发展”。他也希望政府能做一些税务诱因，如商业机构赞助文化艺术活动能得到税务减免。

外圈，关于政治的影响。“有没有言论自由、双普选及真普选，都一样影响文化艺术的发展，如康文署国立事件的审查，你看到政治环境对文化的操控。”

最后，周博贤谈到如果政府仍把文化艺术定义停留在民娱康乐活动，而不是市民精神生活、文明质素的体验，即使多一个决策局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文化艺术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如果政府重视文化艺术在社会应有的价值及珍视市民的生活质素，应该是一个配合及支援的角色。”

访问当天，周博贤如是又有几个会议要出席，赶完一场又一场。面对访问的问题，他早已把答案填写好，准备充足得来点子多多，祝愿他与团队能见招拆招，扩阔艺术空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