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化工厦】赶绝逾千band房　文化人的困境：观塘“士绅化”

推行6年的活化工厦政策，终于在今年3月悄悄落幕，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撰写网志称，会“进一步放宽非工业用途的限制”、“继续物色合适的用地提供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用途的空间”。话音刚落，位于牛头角大业街工厦内的表演场地Hidden Agenda再次接到地政署的信件，指它违反了政府地契。摄影：梁鹏威、王嘉豪、罗君豪、郑剑峰、曾梓洋、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0年代以来，香港工业北移，工厦单位腾空，却因其价格低廉而吸引众多行业进驻其内，包括一群从事文化创意行业的人……然而他们在工厦里所面对的困难，除了所谓“政府的打压”外，还有什么？

设计师在工厦搭建精神空间：为何香港人要赚尽所有钱？

观塘工业区是九龙东最大的工业区，工业北移后，曾一度成为独立音乐的天堂。在观塘成长的音乐人黄津珏，于2012年撰文指：“对独立音乐人而言，观塘绝对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圈：band房、表演场地、录音室、乐器商店、乐器维修、远离民居、便宜的食肆……”

文章的背景，是同年6月政府成立起动九龙东办事处，有意将包括观塘在内的九龙东转型为新的核心商业区。伴随而来的，是工厦租金大幅上涨，尤其令从事文化创意事业的人叫苦连天，独立乐队纷纷迁出观塘，有的寻找他处生存，有的干脆散band。

然而，设计工作室Mom And Pop在一年前，却从牛头角工厦搬到了观塘工厦。Mom And Pop原本在牛头角与展览空间Salt Yard共用办公室，后因业主加租，Salt Yard被迫结业，Mom And Pop则在观塘工业区找了一个顶层单位承租，签约三年。

士绅化仅表象　应关注生活价值

虽然观塘工厦的租金不断上涨，但目前依然有很多像Mom And Pop这样的设计工作室驻留观塘。Geeio也承认设计是文创行业里较能对抗租金上升的。“毕竟做的也算商业。”甚至说：设计某种程度上是造成观塘“士绅化”的元凶。他说：“士绅化即是和这个地方本身的文化不一样。设计带来的是一种lifestyle，而不是最基本的生活追求；设计师所从事的专业，是追求一种我们认为好的生活品味，是凌驾于基本生活需求之上的。所以，我们的出现，和工厂区本身的文化是有冲突的。”

但他对士绅化也有另一种看法：“士绅化不是最应该聚焦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怎么看生活的价值。生活平衡才是我们最需要留意的问题，一个地方旧了，工业搬上大陆，工厂就开始死亡，但总需要有事情在这里发生，我们不能硬要一个地方不变的。真正需要想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赚尽所有钱？生意人只要赚到钱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做多点不同的事情？士绅化只是一种很表面的现象。我们也会关心这个社区、关心这里的人，但如何才算关心？如果是看到别人生意不好，其实我们很难帮助他，但我有些工作会尽量找观塘的师傅来做。”

音乐人目睹观塘变迁：盼能划出一个区发展文化

主音钟健威（Ray）说：“我听地产佬说过，以前官中（官塘工业中心）有一千多个单位都是租给band的。”

sp' ACE是一队因为租金上涨而从观塘搬到牛头角大业街一栋工厦的乐队，现址离Hidden Agenda所在的工厦仅有几步之遥。乐队曾经解散，原名Space，寓意音乐可以在任何空间和领域发生，然而他们依然要面对租金的问题。乐队成员多数从十年前开始已在观塘工厦夹band，鼓手谢梓棠（阿火）更是从一开始夹band就在观塘，自称在观塘打滚超过十年，自己原本还在观塘开设了一家教鼓的工作室。而他们都目睹了观塘十年间的变化。

主音钟健威（Ray）说：“我听地产佬说过，以前官中（官塘工业中心）有一千多个单位都是租给band的。”

阿火接话说：“那时候确实有很多band房，一到晚上就砰砰嘭嘭，整栋大厦很有气氛。除了音乐，还有做艺术的、跳舞的，现在全没有了。观塘地铁站附近的band房，现存不知有无20个，整个官中的band房几乎已经没有了。当年来工厦玩音乐的第一代，走进工厦是因为商厦和街舖都租不起，还有噪音问题。然后口耳相传，传吓传吓，band界的人都会说：去观塘试吓啰，文化就是这样形成。这四、五年之间，圈子散了，而这两三年又再严重一点。最主要都是租金的问题，二就是业主不喜欢band仔。”

结他手Pang（廖建诚）说，作为band仔，他们要的空间其实不大。“300呎以上，可以放器材就可以。但观塘的band房愈缩愈小，现在连200呎都租不到。”阿火说，夹band所需器材很多，有些甚至比较特别，不是在外面租一两个小时的band房就可以解决。

说到一队band需要怎样的理想空间去发展音乐时，吉吉说：“我最想当然是把这个空间变成一个很劲的studio，但做得再好也没用，每年都担心业主会清我们走。但如果形成一个生态，整个区都做得好，发展就会健康。政府只要划分一个区域，给一些文化人去发展，将它变成一个艺术生态区，力量就会很强，甚至可以搞艺术节。”但Ray随即泼了一盆冷水：“我感觉，如果要政府划一个区出来，而那个区是与商业无关的，对于他们来说会很奢侈。”然后，sp' ACE六名成员均异口同声地说：“难！”

独立音乐有足够的演出场地吗？

Love Da Records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音乐品牌和分销商，大约4、5年前把办公室从港岛搬到新蒲岗，总面积达5,400多呎，从中辟出1000呎左右作为演出场地。创办人陈桂豪（James）说，地政署也曾上来视察，但只是询问有没有作居住用途，并没多作为难；警察也只在一次演出时上过来一次，事缘有人报警称该处有打斗发生。

他说，场地只是作为唱片公司附属的一部分，偶尔搞搞活动，而并不作为live house来独立运作。他并不认为香港缺乏演出场地，关键只在于怎样通过场地把不同的人连结起来，形成生态。“他想做一碟豉油鸡，而他已经有一只鸡，那我就出豉油，旁边有人说他有葱和姜，那他出葱和姜，最后要有间餐厅，间餐厅不一定是live house。演出场地是慢慢演变出来的，不是有个人突然走出来要拯救地球就能搞出来的，包括Hidden Agenda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访问中，他鼓励独立音乐人应该多点走出去，面对世界。“不试不知道身体好，或者不试不知道身体不好。”

表演方式和曲风转变　观众工厦看Live的日子不再

曾与Hidden Agenda齐名，但已于去年结业的live house“乐人地带”，创办人王元龙则说，自己前后亏损了百多万，已无法再维持经营。原本的演出场地现已变成录音室，原来的后台则成为了他自己的办公室，但仍然摆放了很多音乐器材。最近乐人地带在Facebook宣布将有新的地方，但王元龙告知那其实是指另一种方向，总之他不再搞live house了。

James和王元龙同样提到live show文化正在没落。在James看来，是因为消费模式的转变；而王元龙的观察则是，小清新音乐近年大行其道，而此种乐风所需器材较为简单，音乐人甚至可以直接走到街上便表演，人们不再需要走进工厦去看live show了。而街上，虽同样有关空间，却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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