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出海．二｜中国导演走过黄金时代？导演成功要有“饥渴感”

2020年韩国电影《上流寄生族》，是史上首部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亚洲电影及非英语电影。今年日本电影《Drive My Car》获第74届康城影展最佳剧本奖和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
两岸三地曾经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风光一时，获奖无数。中国大陆曾有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台湾曾经有台湾新电影，香港也曾经有香港新浪潮，可是，这几年华语电影在国际各大影展节获奖率都不高。
《香港01》专访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东亚电影研究专家叶月瑜教授，他认为内地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有个人创作的“饥渴感”，香港新浪潮电影同样成功在“饥渴感”跟“求新求变”，但如今内地电影政策和电影人缺乏创作“饥渴感”的环境，是华语电影在国际各大影展节获奖率都不高的原因。此为系列专题第二篇。

中国电影：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构筑黄金时代

据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网站介绍，中国第五代导演指的是八零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他们的作品特点是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十分强烈，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作品有张艺谋《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陈凯歌《黄土地》、《霸王别姬》，田壮壮《猎场札撒》、《蓝风筝》等。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九零年代获得了世界三大国际影展最高荣耀（即金熊奖、金狮奖、金棕榈奖），曾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是迄今为止中国导演最辉煌的一代。

第六代导演则大多出生于60至70年代，年少时代正好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变革时期；他们遭遇了社会经济转型的阵痛，代表导演包括张元、贾樟柯、娄烨，也是国际电影奖项的常客。他们执著于写实状态、关注草根人群，也有坚定走在商业电影的道路上，代表作品有贾樟柯《小武》、《站台》，娄烨《苏州河》、《颐和园》，王小帅《冬春的日子》等。

华语电影淡出国际舞台　因创作的饥渴感不足

事实上，在国际著名影坛盛事得奖的华语电影，要追溯到22年前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台湾电影《卧虎藏龙》，以及29年前获金棕榈奖的中港合拍电影《霸王别姬》，彼时香港还未回归。

叶月瑜教授表示，华语电影在国际各大电影节最光辉的时期是在20至30年前，这几年在国际各大影展节获奖率都不高，她认为，当年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均旗鼓相当，互相切磋琢磨电影，并有创作电影的“饥渴感”，并以个人化的作者电影在各大国际电影节拔得头筹。如今，则看不出中国年轻一辈有先锋型导演。

她表示，年轻导演单凭拍电视剧集，已经能满足其经济及声誉上的需求，而不一定需要拍电影，这个生态让年轻导演没有国际曝光的机会。她认为，现在内地电影政策和电影人没有创作“饥渴感”是中国在国际各大影展节获奖率都不高的原因。

叶月瑜认为，当时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都希望以电影来讲个人对于中国变化的情感，而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政治环境较开放，经济也在飞腾，中国导演长期压抑的创作“饥渴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因此第五代导演成为最辉煌的一代，而第六代导演也因为第五代导演在国际电影上的辉煌而得到世界的关注。

金马奖得主、香港新浪潮导演、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客座教授谭家明曾在电影资讯网站《动映地带》访问表示，电影创作要争取主动性。他说，电影创作人在电影圈内能否成功﹐ 在于个人努力和主动性﹐ 以及对创作的热情，电影题材必须是创作人最关心﹐认为必需要拍的，有不吐不快的冲动和人分享的创作“饥渴感”。

香港新浪潮电影成功在“饥渴感”、“求新求变”和“人文关怀”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首任总监、香港电影发展局前委员、香港新浪潮导演、台湾《影响》杂志创办人卓伯棠教授，表示香港新浪潮电影可以为中国电影发展提供借鉴。

卓伯棠表示，成功导演要有讲故事和创作的“饥渴感”和“求新求变”。他称，前年得到终身成就金狮奖的香港新浪潮导演许鞍华，有创作的“饥渴感”。

他说，许鞍华的新浪潮电影中，电影的角色苦无安身立命之所，四处流离漂泊，往后“漂泊”多成为许鞍华影片的重要母题。许鞍华在新浪潮中拍下“冤魂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等电影，开拓电影形式和内容的边界，探索个人身份社会、国族身份的冲突。许鞍华较注重当时的社会问题，如“越南三部曲”涉及“越南难民问题”，探讨香港社会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她有讲故事和创作的“饥渴感”，并在电影主题、故事和形式上“求新求变”。

卓伯棠认为，人文关怀也是香港新浪潮导演成功的原因。他指，许鞍华、严浩、方育平、章国明等新浪潮导演的电影都以人文关怀为电影的主体，以弱势社群为主角，表现自己对生命、社会、文化、人情的看法。

卓伯棠指，其实许鞍华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香港的电影市道不好，香港电影产量也很低。他称，在一次和许鞍华对谈时，当时她表示，那时做电影没多想环境因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对电影工作很认真、严肃，别人是感觉到的。

卓伯棠称，香港在60到70年代仍然是高压的殖民统治，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不均，社会内部矛盾重重，青年没有出路，左右政治势力对峙，香港在撕裂和矛盾中求进步。

其后，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土生土长的新导演在政治上，文化上与内地越离越远，没有内地的乡土记忆，民族意识薄弱，加上经济发展蓬勃，都市化和国际化的形态日趋成熟，香港新导演本位意识茁长。

因此，香港本位意识在60年代茁长，70年代电视全方位广东话化，节目开始本土化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香港新浪潮完成香港电影本土化，更提升香港电影的品质。新浪潮导演在电影中追求突破，求新求变，有拍电影的饥渴感，探讨个人困境和社会问题，表达人文关怀。而这也是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台湾新电影导演共同的渴望和命题。卓伯棠希望电影人“想做就去做，并要现在做”，并指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中国电影门槛高　院线垄断不利年轻导演成长

中国电影在国际各大电影节最光辉的时期已经过去，叶月瑜提到，内地片量太多，戏院萤幕很多，但是电影院线有限，像万达、星美等主流商业院线主攻放映大片和大导演作品，因此对年轻导演来说，他们的影片能进院线的门槛比起十多年前高了很多。

叶月瑜指，内地大片的拍摄机会，多半都被有名气的大导演取得。年轻导演没有人脉、资金，很难有机会拍出作者电影，并在商业院线放映。主流电影院线有万达院线、中影星美、广东大地等院线。他们不太会放映年轻导演的电影。叶月瑜希望在主流电影院线之外，可以有空间容纳艺术电影院和院线，支持艺术电影的发展，让中国有更多艺术电影让观众支持。

艺术电影院线发展对年轻导演来说很重要。

叶月瑜表示，首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华人导演赵婷的美国独立电影《浪迹天地》成功后，就可以拍漫威电影《永恒族》。滨口龙介的日本独立电影《偶然与想像》成功后，就可以拍改编自村上春树短篇故事集的《Drive My Car》。叶月瑜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在美国和日本艺术电影院线发展成熟，年轻导演可以在各自的艺术电影市场，拍独立电影，一步步成长。

叶月瑜认为，内地电影院线的首要目标是利润，因此不太能扶持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也不太会发行年轻导演的小成本电影，因为他们的电影可能不符合内地电影政策，也可能不符合市场规律。而内地有限的艺术电影院更愿意播放国内外有名气导演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电影较能吸引观众。

叶月瑜以胡波导演执导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为例，电影描绘内地社会底层的人在二三城市生活的不安和绝望，讨论在内地底层人的生存意义，电影中有自杀、婚外情、受贿、同学跟主任搞暧昧、 欺凌等敏感题材，不符合电影局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等电影政策大方向。后来，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映，并获颁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但在内地没有放映。

据了解，胡波导演疑似因经济拮据而自缢身亡。叶月瑜认为，虽然《大象席地而坐》得到金马奖肯定，也得到侯孝贤、李沧东、李安等大导演的正面评价，但是内地无法让有像他这样才华年轻的导演有放映电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道明了内地年轻导演在内地拍艺术电影的困境。

叶月瑜希望中国有更多像Netflix的串流平台，让更多内地年轻导演有更多放映平台创作作者电影，建立个人品牌，有更多曝光机会和更大的市场发展。

叶月瑜说：“滨口龙介、赵婷等国际大导演都是因为有一个平台可以拍个人的作者电影才能成长。电影人才和电影大师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是要慢慢累积。”

叶月瑜教授，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博士，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暨林黄耀华视觉研究讲座教授，曾担任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兼总监、第41、44届金马奖决选评审委员，对华语电影及亚洲电影工业研究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