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社事件九十周年　探索抗日之外的“历史正义”

发生于1930年的雾社事件，为台湾日据时期最大规模的一起原住民族（赛德克族）武装抗日事件。由于殖民当局以飞机、山炮、化学武器（毒气）等手段进行军事镇压，起事六部落的死亡人数超过总人口（约1,500人）的一半以上；加上利诱、放任与主事部落有矛盾的“味方番”袭击收容所（第二次雾社事件），使得起事六部落幸存人数仅剩298人。

10月16日上午，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举办“历史研究与转型正义：雾社事件九十周年座谈会”，期望在事件即将届满九十周年的前夕，从抗暴、抗日民族主义的角度之外，重新看待、纪念这一事件。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委员会主委巴干．巴万（Bakan Bawan）表示，作为雾社事件主事者莫那．鲁道（1880—1930年）的外曾孙女，出生、长大于南投县仁爱乡清流部落（当地为雾社事件幸存者的居住地，日据时期称为川中岛），自己成长史也是清流部落发展史的一小部分。迄今研究雾社事件始末的专家遍及海内外，到部落实地踏查的学者依旧络绎不绝，不过由于赛德克族并无文字符号得以去记录90年前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时，口传成为延续历史故事的方法。虽然经历过或知道事件始末的长老都已凋零，但所幸有这么多的学者愿意继续投身其中，无论是通过访谈记录，或以罗马拼音撰写故事，均是留给后人最好的礼物。

台湾东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兼任委员蔡志伟（Awi Mona）在发表专题演讲《雾社事件与转型正义》时提到，当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主张和发言多被忽略、曲解与压抑，如何期待原住民能建立积极且正面的自我认同？原住民无法习得或了解自我族群在历史洪流中所遭受的苦难、损失及其如何对抗之历史，又该如何建立世界观、学习抵抗，并且了解生存？

蔡志伟认为，在现行的国家法律框架中，结合了物种进化论与文化阶段的发展叙述，从诋毁、污名化原住民文化开始，指称原住民是“原始”（primitive）、“次等”（inferior），先破坏其维持生活方式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当原住民想要参与主体社会时，再以排挤与负面歧视性的态度或行为响应，进而确立统治（殖民）者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性。他批评，从日据时期、台湾光复迄今，法律作为一项乘载特定政治目的工具，目的就是排除和消灭原住民，于是形成“排除—原住民运动—包容”的循环往复。他强调，只有在历史“转型正义”工程中，确认“不法国家”与“行政不法”的时候，才能进行赔偿、返还与回复；关切原住民族过去因殖民统治及其土地、领域与资源被剥夺等因素，所遭受的种种“历史不正义”，才能巩固原住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精神传统、历史及哲学的固有权利。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陈慧先发表《由雾社事件历史记忆看原汉关系》一文时指出，事件发生当天（1930年10月27日），住在台中丰原的张丽俊（1868—1941年）和雾峰的林献堂（1881—1956年）就已获知并留下纪录，同年底，蒋渭水（1888—1931年）等人在台湾民众党中常会上提出的纲领中，其第十九条就是：“反对一切阻碍生蕃之民族的自由发展”。此外，甫于1928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中，有人甚至认为雾社事件是台湾革命高峰来临的前兆，主张应以台共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雾社的武装起事，却遭到领导人谢雪红（1901—1970年）以台共刚建立、基础不稳，党员缺乏战斗经验，贸然公开声援将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理由加以否决。

有了汉族的文字记载，赛德克族反而噤若寒蝉。陈慧先研究发现，1931年日本殖民当局邀请川中岛的余生者参加“和解式”，并以曾参与事件为由逮捕其中23名族人，进行秋后算账。所以，即使台湾光复后于1953年完工“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1954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稿》的“反日行动”中，亦给予雾社事件以“抗暴、抗日民族主义”的论述，但赛德克族却绝口不提雾社事件，长老们甚至心有余悸。

中研院台史所博士后研究学者顾恒湛则从雾社事件纪念碑谈起，提到弱小民族在殖民统治下的抉择困境，甚至带来族群内的矛盾与纷争。雾社事件后，日人为缅怀与纪念死难的军警及其家属，建造了“慰灵纪念碑”（雾社事件殉难殉职者之墓）与神社，并栽植五千株樱花树增添风景，目的是要规划、打造新的地景，尽快掩饰事件后残破的景象，覆盖事件后心理创伤与“理蕃”政策的失败。

到了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的1950年，南投县仁爱乡首任乡长高永清商请善心人士建立“余生纪念碑”、拆除日人神社；1953年又改建为“碧血英风”牌坊与有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落款的“雾社起义殉难山胞纪念碑”。随着吴国桢传出贪污丑闻，加上批评国民党政府搞“一党统治”，纪念碑正面碑文又改为“雾社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落款变成台湾省主席黄杰。顾恒湛总结，纪念碑屡屡改建彰显国家刻意操弄记忆政治的身影，所以要如何清算殖民历史与“历史正义”，确实非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