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何种历史记忆　文资保存与去殖民化的困境（上）

近年，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开始重视对文化资产的保存，甚至将其打造为观光景点，形塑成吸引游人的旅游产业；不过，有些地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古迹或遗址的性质涉及殖民统治时期，究竟要选择原址重建、原貌修复，或是以“解构殖民”、去殖民化的态度任其风化与拆除新建其他建物，都引发了不少争议。

留存至今的殖民时期建筑

台湾位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就备受“青睐”，而后又有荷兰人、西班牙人陆续东来，在台湾岛的南、北部展开殖民统治，留下了诸如淡水红毛城（圣多明哥城、安东尼堡）、台南安平古堡（热兰遮城）、赤崁楼（普罗民遮城）等建筑。清咸丰八年（1858），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台湾安平（台南）、沪尾（淡水）、打狗（高雄）、鸡笼（基隆）等四地被迫开港，英国遂在沪尾、打狗设立领事馆，为今之淡水前清英国领事馆与打狗英国领事馆。上述建筑均于1997年以前被台湾政府明令为“国定”一级或二级古迹，并加以修缮维护。

而在日据时期兴建、被指定为“国定古迹”的有：基隆大武仑炮台、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今“国立台湾博物馆”）、专卖局（今台湾烟酒公司总部）、台湾总督府（今台湾总统府）、台湾总督府高等法院（今台湾司法院司法大厦）、台北州厅（今台湾监察院）、台湾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新竹州厅（今新竹市政府）、新竹车站、旧台中火车站、原日军步兵第二联队营舍（今台南成功大学光复校区）、台南州厅（今“国立台湾文学馆”）、原台南地方法院、下淡水溪铁桥（高屏旧铁桥）等建物。

由于台湾光复后仍为国共内战时期，台海局势动荡不安，国民党在国共内战失败后的迁台初期，仍持续面对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同时美国停止《援华法案》的军援部分，故蒋介石来台后也未对殖民统治时期进行彻底清算。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即使美援再次来到，但台湾政府还是将治理重心放在防御解放军进攻与经济建设上，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上述日据时期建筑就作为官署、学校或交通设施继续沿用。

遭摧毁的清代建筑

政权更迭、兵马倥偬，地景或建物惨遭祝融之灾也在所难免，日军刚结束消灭台湾民主国与抗日义军的乙未战争，为设置军营、官署、医院、学校等各种机关设施，日本人常接收前清官产、占用民间庙宇为机关用地，却经常造成传统庙宇的神像、法器损毁，以及建筑物因不当使用而破坏。为顾虑有可能会引起台人的反感，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于1896年1月18日发布《有关本岛既有社寺保护》谕吿，要求日军对于暂供军营、军医院等占用的庙宫寺院应尽保护之责。事实上，许多破坏已成既定事实，占用的机关不愿腾退、回复原貌或无力修复，遂使该谕吿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曾为北台湾规模最大书院的登瀛书院，由台北府知府陈星聚（1817—1885年）募资、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后任知府雷其达于光绪十六年（1890）迁建至今台北市长沙街、桃源街路口一带，并将书院前道路命名为“书院街”。台湾割让后，书院先是充当日本殖民当局官员聚会所的“淡水馆”，以及拢络、怀柔知识份子的“扬文会”，期间虽有短暂作为与文教事业相关的“台湾文库”（日据时期台湾首座公共图书馆），但后又改建为日本陆军偕行社（军官俱乐部）和彩票局使用，最终建物拆除改建成台湾总督府法院官舍与土木部。

针对清代官署，日本殖民当局多以拆除迁建来回应。例如台湾巡抚衙门、钦差行台与布政使司衙门，先是被日军近卫师团司令部、炮兵队与台湾总督府占用，而后布政使司衙门及钦差行台建筑移入圆山动物园（今台北市立儿童育乐中心昨日世界旧址）、净土宗台北别院（今善导寺）及台北植物园内保存，而昔日全台政治权力中心的巡抚衙门，就在为了纪念昭和天皇登基、兴建台北公会堂时，遭到整体拆除的命运。

竣工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台北府城，原有五座城门，周长4,819公尺，墙高4.8公尺，城墙马道宽有3.84公尺（略宽于今城市干道汽车车道宽度），为迄今发现最后一座依照华夏传统风水堪舆理论而建造的传统中国式城池。台湾割让后，总督府担心台人据城自守反抗统治，1899年公吿《第一次市区改正计划》时，便以“街地整理”和“贯通道路”为由，规划将部分城墙与城内原有的清代建物（包括文、武庙）一并拆除。翌年，台北西门（宝成门）遭到拆毁，护城河全部填平，城垣至护城河间的空地规划为公园，1901年，台北府城的城墙全部消失，拆下的墙砖则直接作为兴建台北刑务所（今台北监狱遗址）与日军山炮队军营（今中正纪念堂）之建材。北门（承恩门）瓮城上题有“岩疆锁钥”的石制横额，亦被日人移至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庭园，充为亭脚基石。（未完待续）（未完待续）